鄉村振興發展實踐案例

——三台縣鄉村振興發展實踐案例

一、背景

三台縣位於四川盆地中北部，綿陽市東南部，轄區幅員面積2659.38平方公里，轄13個鄉、49個鎮、1個街道辦事處，932個村、110個社區，全縣户籍總人口141.4萬人，是全省典型的丘區農業大縣、人口大縣。

囿於自然地理條件和人口規模，三台縣農村人口占比較大，全縣城鎮化率為37.5%，低於全省12.9個百分點，相當比例的農村地區人均佔有資源少，產業基礎薄弱，交通不發達，脱貧攻堅任務較為艱鉅。2014年全縣共識別貧困人口超過8萬，有建檔立卡貧困村140個。同時，三台縣也存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全縣範圍內南北差異、東西差異較大，約30%的貧困村、貧困人口聚集在南路鄉鎮。

近年來，三台縣針對南部貧困區域發展滯後、訴求多元、問題交織，靠單兵突進、單點改革難以奏效等實際情況，搶抓省農村改革綜合試驗區、市丘區農村扶貧攻堅示範區（簡稱綜改區）建設契機，通過整合資源、創新機制、主動探索，集成實施農村產權抵押融資、定向頒發經營權證、“三變”改革等15項省市縣改革試點，着力探索產業發展與貧困户增收互促發展新路子，實現了精準扶貧與區域發展融合互動。綜改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4年的7600元增長至2018年的15166元，保持年均13%的增速，9個貧困村4862名貧困人口提前實現脱貧摘帽，相關改革經驗被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電視台專題報道。

二、做法

（一）構建“雙區”疊加推進機制，形成市縣聯動、三方共建的工作格局

堅持綜合改革與脱貧攻堅“雙區”疊加、互促互動，充分發揮政府、社會、羣眾三方作用。

一是市縣齊抓共建。建立市、縣、鄉、村、社齊抓共建，五級聯動的工作推進機制。市、縣分別組建主要領導掛帥的領導小組和前線指揮部，落實2名縣級領導任副指揮長常駐前線指揮部一線指揮，選派3批170名市縣機關幹部到指揮部掛職或村任第一書記（副書記）和鄉鎮黨委副書記（黨委委員）。

二是社會各方支援。明確社會投資、羣眾投入等以獎代補政策31條，策劃包裝項目180餘個，引進鐵騎力士、可士可、牡豐、梓商等農業龍頭企業18家，累計吸納社會投資3.2億餘元。與清華大學、中國農大、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院校合作，建立專家工作站和遠程教育培訓基地，成功納入中國工程院“村鎮規劃建設重大課題”調研點，形成專家諮詢與技術支撐的“區校合作”新模式。

三是羣眾主動參與。縣財政設立300萬元的返鄉農民工創業基金，吸引65名在外務工人員回鄉成功創業。制定《綜改區項目推進辦法》，對村民籌資修建村社道路、維修塘庫堰渠、自建農業設施等分別按照一定比例予以補助，明確“村民籌資額度達到項目總投資30%以上的，可採用村民自建方式進行”。

（二）構建“雙輪”驅動建設機制，形成規劃引領、建管同步的發展態勢

堅持規劃引領、建管同步，實現“輸血”“造血”雙輪驅動。

一是多規合一。堅持“丘區風貌、新村功能、農家情趣、現代品質”於一體，聘請清華大學、中國農大等規劃機構，同步編制示範區總體規劃和道路交通、農田水利等4個專項規劃及11個鎮鄉的總規和控規，明確城鎮、產業、生態三類空間佈局。開展擴權強鎮試點，加快構建“鄉—村—社”三級管控體系，推動規劃落實。

二是整合項目。堅持資金用途、管理權限、實施主體“三個不變”，採取“一個部門牽頭、一張圖紙設計、一個標準驗收”，授權綜改區指揮部“雙審雙籤”全程把控。3年累計整合實施各類涉農項目46個、資金9.96億元，建成縣鄉道路74公里、村社道路355公里；整治渠道450公里，新建山坪塘90口、蓄水池60口，新建高標準農田近萬畝，實現水網、田網、路網、電網“四網配套”。

三是創新服務。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實行土地“三權分置”，探索定向頒發土地經營權證500餘宗，引導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新培育家庭農場、專合社148個，連片建成甜橙、藤椒等基地3.5萬畝。探索“互聯網+定製農業”，建成1個區域電商創業孵化中心和20個村級電商服務網點，實現電商交易額516萬元。開展政府購買水稻植保公共服務試點，作業面積2萬餘畝，畝平直接創收92.1元。創新農村金融服務，開展農村資金互助組織試點，組建農村資金互助協會5個，累計發放借款260餘萬元；與農商行合作創設“產業扶貧貸”，落實300萬元分險基金，由銀行放大10倍進行放貸，撬動社會投入1.8億元，帶動農户1000餘户，被評為2017年“四川省十大金融創新案例”。

（三）構建“雙帶”同步受益機制，形成多方合作、長期共贏的脱貧路徑

堅持“帶動貧困村發展現代農業、帶動貧困户持續增收”，通過“產業+扶貧”，推動精準脱貧、同步收益、多方共贏。

一是四方分成互惠共贏。引導農户以土地入股組建甜橙種植專合社，引進可士可公司發展甜橙產業。專合社委託公司代建代管基地三年，盛產後由專合社統一經營管理，公司提供技術支持並按1元/斤保底價回收，收益按照農户、公司、專合社和村集體四方“7:1:1:1”分成。目前已建成甜橙基地2000畝，入股農户1200户（貧困户172户453人），盛產後可帶動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二是股權量化精準扶貧。採取土地、資金入股等方式組建水產養殖專合社，發展台灣泥鰍淨水面養殖。探索創新財政支農方式，整合財政補助資金量化到合作社成員，整合扶貧產業週轉金和社會幫扶資金作為貧困户集體股本，集體股本收益80%由貧困户按人分成，20%建立脱貧鞏固基金。目前已發展泥鰍養殖和稻鰍共育基地350畝，帶動68户貧困户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

三是代養代管無本增收。與鐵騎力士公司合作，在試點村建立以貧困户為主體的合作社，通過綜改區“產業扶貧貸”和貧困户扶貧小額信貸解決合作社代養場建設資金，公司提供雞苗、飼料、設備、技術，合作社負責雞苗代管代養，雞苗成熟後由公司按3.15元/只支付代養費，優先安排有勞動力的貧困户參與管理，促進貧困羣眾參與產業發展並實現“無本增收”。目前已建設金雞代養場6個，出欄土雞80萬隻，代養收入252萬元，帶動農户220户（貧困户200户），户均增收7800元。

四是內股外租保底分紅。農户以土地入股成立旅遊度假股份合作社，引進四川牡豐公司發展油用牡丹產業，集中打造“九龍山•牡丹谷”鄉村旅遊景區。利用農村土坯房改造、易地扶貧搬遷等政策，採取統一規劃、政府補助、眾籌集資、入股招租等方式，將農户閒置房屋流轉整合，建設集休閒、旅遊、居住為一體的客棧式居民點或農家樂，發展鄉村旅遊業。公司支付入股農户400元/畝保底租金，並將當年景區收益的30%按照入股農户、村集體、貧困户“7:2:1”的比例進行二次分紅。目前已帶動入股社員人均增收1390元。

（四）探索“雙盤”聯動合作機制，形成資源整合、創新利用的發展模式

堅持“盤活農村資源要素、盤活羣眾參與意識”，全面開展“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改革試點。

一是盤活閒置資源資產。在綜改區36個村組建集體經濟、土地、勞務、旅遊（度假）、置業等5大股份合作社110個，吸納21000餘名羣眾入社。其中，土地經營權入股4500户、25000畝；勞務合作社入社7400餘人，承攬藤椒、麥冬、蔬菜、油用牡丹種植採收和泥鰍養殖等勞務業務，實現勞務收入500萬元、帶動人均增收3134元。

二是激活農村內生動力。以盤活集體資產資源為着力點，建立公司制、股份制、合作制等不同類型的集體經濟組織，探索資產運營型、資源開發型、服務創收型、產業帶動型、土地經營型等發展新路徑。依託五大股份合作社，以“百企幫百村”為契機，投入幫扶資金物資近1200萬元，大力推廣“企業+合作社+農户（股東）”模式，吸納困難羣眾就近就業9300人次，通過入股分紅“找錢”、有償服務“掙錢”、盤活資產“生錢”三種方式，增強農村造血功能，實現村企共建、互利共贏，逐步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三是規範產權交易機制。構建以“縣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為核心、“鎮村農村產權交易服務站”為基礎的“1+N”農村產權交易服務體系，制定農村產權流轉管理辦法等相關配套文件，完善交易規則和流程。開展省農村產權抵押融資試點，設立300萬元農村產權抵押融資風險資金，發放產權抵押流轉收益貸款1540萬元。依託產權（股權）交易平台，將資源向全社會推介，綜改區流轉交易土地11萬畝，實現股份制、規模化經營耕（林）地6萬餘畝。

三、啟示

三年多來，綜改區用自己的堅持和努力，取得了區域發展歷史未有的巨大進步，在基礎設施、環境改善，特別是產業發展上有了一定的成效和經驗。同時，還需要注意以下破題丘區脱貧、助力鄉村振興的三個核心方面：

（一）着力農村人才隊伍建設。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留守多為“38 61 99人羣”，村社幹部普遍年齡偏大，且學歷偏低，創新發展意識不足、能力不足，加之待遇偏低、雜事繁多，缺乏改革動力。現代農業發展普遍缺能人帶頭，缺乏龍頭企業或種養大户引領。農業專業技術人才缺乏，特別缺營銷人才。優秀幹部和企業人才的培養，特別是“三愛”人才的培養，關係到鄉村振興的長遠發展。

（二）着力打破羣眾消極觀念。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然而部分羣眾小農意識濃厚，“等靠要”思想嚴重，小富即滿。部分羣眾對改革缺乏信心，對改革後如何分紅、能否分紅有懷疑。部分羣眾認為農業產業見效慢、且風險大，打工受人管不自由。有一定存款的農民大有人在，但由於對村社幹部領辦的合作社缺乏信任，怕“折老本”不願入股。只有引導人民羣眾逐步轉變思想觀念，激發出其內生動力，才是可持續、真脱貧的鄉村振興之路。

（三）加快破解資源轉化“硬骨頭”。農村資源、集體資產是鄉村振興的基礎，但因歷史原因，村集體可變的資源資產資金少，還存在集體學校等資產收回使用賠償問題。農業產業風險大，投入週期長，產品易損耗，從業人員需具備專業的選擇產業、分析市場、論證項目、產品營銷、經營分配等方面能力和經驗，缺乏專業知識成為農田、堰塘等自然資產變現的難題。由於交通區位以及土地、水源等基礎條件制約，本土的龍頭企業生存難，引入新的社會資本難上加難，羣眾參與的積極性難以有效調動。部分引進業主害怕股份制讓利過多，也多希望採取直接土地流轉的方式經營。因此，需要在資源轉化方面多下功夫，才能使集體經濟良性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