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歷史影響（多篇）

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 篇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帝國的解體可以説是人類二十世紀最大的事件。所以這麼説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蘇聯帝國的解體，標誌着人類二十世紀最大的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從理論到實踐都徹底破產；其二，則是因為蘇聯的解體，標誌着冷戰的結束，世界也從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中解脱出來，人類在二十一世紀的和平因此初見端倪。

蘇聯帝國當時對人類和平的威脅，我們或許可以從它當時的軍費開支上看出來。一九六〇年蘇聯的軍費開支相當於360億美元，當時絕大部分用於兵員和常規武器，到一九七〇年， 蘇聯的軍費開支已達700億美元，主要是用於發展導彈和核武器。據美國斯坦福研究所估計，一九七〇年蘇聯軍費開支達743億美元，相當於同年美國軍費開支的百分之九十。如把軍事“科研和發展”費用算在內，實際軍費開支將達905億美元， 約佔該年度蘇聯財政支出總額的一半。蘇聯物理學家薩哈羅夫也曾公開表示，一九六九年蘇聯的軍費開支即達800億盧布。即使按一九七〇年蘇聯的軍費開支為七百億美元計算，它佔蘇聯當年的物質生產淨值即不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收入3215億美元的21.4%，佔整個財政支出1675億美元的42%；蘇聯平均每人一年的軍費負擔約三百美元，佔當年每人平均的國民收入1313美元的23%。由於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於美國的一半左右， 而每年的軍費同美國接近甚至超過， 因此，它的軍費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或佔財政支出的比重， 無疑都已經超過美國，躍居世界“冠軍”。1989年的第一次人代會上，蘇聯官方破天荒的承認之前公佈的國防開支僅是軍隊的日常維持費用，1989年的國防開支為773億盧布（約為1300億美元，不包括70億美元的軍事宇航部分），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5%，佔國民收入的12.1%，1990年公佈的軍費為709.76億盧布，佔國民生產總值的7.5%和國民收入的11%。雖然這個數字的可信性值得懷疑（一般認為應在2100億美元左右），但國際輿論傾向於認為它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就一般認為，蘇聯軍費應該保持在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5～17%之間。比重如此之大，以至於在60年代中期， 蘇聯的戰略武器系統還遠遠落後於美國，而到70年代末，蘇聯在核武器總量、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戰略導彈核潛艇、攻擊型核潛艇的數量上都超過了美國。然而，正是因為軍費的無節制增長，拖累了蘇聯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與美國所謂“星球大戰計劃”（實際上是騙局）的誘導下，蘇聯經濟終於崩潰，最後導致了蘇聯解體。

有鑑於此，解體後繼承了蘇聯絕大部分軍事遺產的俄羅斯在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國家）支持下，進行了大規模的裁軍計劃。首先是壓縮軍隊規模。從1992年到1996年，俄軍從250萬人裁減到170萬人；1997年到1999年，俄軍再次大裁減至124萬人。2008年開始，俄羅斯再次裁軍，在2012年，俄羅斯武裝力量的人數將從現在的124萬減少到100萬，比先前的計劃提前了4年。解體前蘇聯有五萬多坦克，而裁減後只有3000輛！陸軍中，唯一水平還能穩中有升的，是空降兵。在核武器方面，由於和美國達成了削減戰略核武器的條約，俄羅斯的戰略火箭軍規模比起蘇聯來大幅縮水，而且現在的支柱力量是蘇聯後期發展的SS25白楊和SS27白楊M，此二種導彈目前只能搭載單彈頭（55萬噸TNT當量）。但是美國單方面廢除《反導條約》後，俄羅斯又開始給白楊M發展機動多彈頭，現在沒有列裝跡象。本來冷戰期間蘇聯的核彈頭是多於美國的，現在已少於美國。在海軍方面，這個軍種相對於蘇聯時期，可能是削弱最嚴重的。鼎盛時期的七艘航母，如今只剩一艘“庫茲涅佐夫”號，而且由於發生了大故障，庫艦遠達不到設計航速，所以只能是給海軍艦載航空兵練手用的訓練品罷了。從規模上，俄羅斯海軍只能達到蘇聯鼎盛時期的五分之一或更弱了。在航天工業方面，當時蘇聯為了爭奪超級大國地位，冷戰時期一直奉行與美國爭奪航天領先地位的發展戰略。航天科技工業是前蘇聯少數幾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領域之一，他們採取了集中力量優先發展軍事航天工業的策略。在創造輝煌的上世紀60~80年代，全蘇聯的航空工業企業、研究機構已達到300餘家，整個行業從業人數高達70萬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約90%的航天工業，在改革過程中，俄羅斯航天計劃經費大幅度下降，摺合成美元一度低於巴西。從1990年到1994年，俄羅斯航天企業總人數減少35%，專家減少50%。

裁軍與軍費的減少的好處也是俄羅斯能有更大的財力進行經濟建設。到2000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0%，年均增長率為6.9%，居民實際收入增加了1倍。由於轉型為市場經濟，各種資源得到比較合理的配置，許多原來公有制的軍工企業以及為軍工企業配套的重工業、化工業、電子工業等先後轉變為私有制企業，從事居民消費品的生產，社會生產結構逐漸趨向合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生產也有所發展，商品豐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補發了以往的工資、退休金等白條欠款。更重要的是：人們再不會把俄羅斯視為當年蘇聯那樣是戰爭策源地。

然而，國際形勢總是此消彼漲。就在俄羅斯裁剪軍費走上和平發展之路的同時，一些國家——尤其是東亞一些國家，其軍費開支卻在增加。

比如日本。雖然，從2003年開始，日本便因“財政難”而採取了控制國防預算的政策。2012年，民主黨政府所擬定的國防預算是4萬6453億日元軍費，比2011年少600億日元。可是，據《讀賣新聞》2013年1月8日報道，重獲政權的自民黨決定摒棄過去的防衞節約路線，本年度的軍費開支將增加1000億日元（約合11.5億美元）。這其中大部分將運用於加強“軍事預警”能力上，比如為早期預警機增更多燃料費與修理費、為研發先進雷達技術增加資金等。又比如，在2008-2011年間，亞太地區國家軍費開支經歷了快速增長，其中又以文萊、越南和菲律賓增幅最大：分別為135%、90%和80%。印度軍費開支增幅約35%。英國IHS簡氏集團預測，2012-2015年，亞太地區軍費開支將繼續增長1180億美元，漲幅高達37%。

當然還有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軍費開支呈“凹”字狀：改革開放之初，因為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所以軍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17.37%減至1984年的10.63%。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低到1984年的2.13%，下降幅度一倍左右。而在1986年到1998年的14年間，中國軍隊處於忍耐期，被迫做出了巨大犧牲，那時候中國的年度軍費僅夠勉強維持正常運轉。然而，從1999年開始，軍費開始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長12～20%的增幅。2001年的國防費比上年增加235億元，增幅為17.7%；2002年增加266億元，增幅為17.6%；2003年增加200億元，增幅為9.6%；2004年增加292億元，增幅為11.6%；2005年的國防費預算比上年增加247億元，增幅為12.6%。從2000～2005年的6年間，國防費支出從1207.54億元增加到2475億元，翻了一番。從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間，軍費從1076億元增加到4806億元，總額翻了兩番還多。因此，當2008年，中國軍費開支為849億美元時，便躍居全球第二位。。最新數據則是：2012年中國國防費預算為6702.74億元人民幣，比上年預算執行數增加676.04億元人民幣（約合1063.7 億美元），增長11.2%。中國計劃2013年軍費1143億美元 較去年增10.7%。

快速增長的軍費其後果之一就是使“中國威脅論”再度升温。比如2006年5月23日 美國國防部公佈的關於中國軍力情況的年度報告中就聲稱，中國與軍事有關的總開支是中國公佈的軍事預算的“兩到三倍”，按目前中國軍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推算，“到2025年中國的軍費開支可能會增長三倍甚至更多”，中國軍力的增強已經威脅到地區軍力平衡，從長期而言可能會對該地區的美國等國的軍隊“構成切實有效的威脅”。2007年5月25日公佈了的最新中國軍力情況的年度報告中又稱，“中國正在進行全面軍事轉型，加強力量投送，反進入和地區拒止能力；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着眼點近期是應對潛在的台灣衝突，遠期是為了實現地區和全球目標；中國未來的軍力將成為改變東亞軍事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國戰略力量的影響甚至已超出亞太地區”。這種威脅論的升温，可能引發地區間軍備競賽，從而為和平埋下隱患；其次，過快的軍費增加可能拖累經濟發展。這道理也很簡單：軍費和經濟發展是個零和遊戲，軍費越多，那麼經濟發展越小。過多的軍費支出，可能拖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從而威脅社會穩定——前蘇聯就是前車之鑑。簡氏集團分析師蓋伊？安德森就指出：單純的軍工產業發展在和平時代勢必會耗費國家鉅額財政，拖累經濟發展，蘇聯已經用事實告訴後人這一教訓。

中國要走和平發展道路，軍費增加過快問題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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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蘇聯解體 篇二

蘇聯解體（俄文：Распад СССР，英文：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當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告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標誌着冷戰，兩極格局結束。至此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最高蘇維埃自我解散，蘇聯從現實和法律上不再存在，紅色帝國轟然倒塌。在政治鬥爭中獲勝的葉利欽所領導的俄羅斯聯邦繼承蘇聯主要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蘇聯解體後，首都莫斯科成為最大加盟國俄羅斯聯邦首都，分裂出15個國家（東斯拉夫三國、波羅的海三國、中亞五國、外高加索三國、摩爾多瓦等）。

蘇聯解體後記 篇三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實行“休克療法”，藉此來刺激俄羅斯經濟和他夢想的100天實現資本主義的目標。並在其剛剛上台時就發行國有債券，每個俄羅斯公民都能擁有國有債券，但是俄羅斯人的憧憬很快就破滅了，在休克療法的作用下，俄羅斯經濟崩潰，超過7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老人沒有退休工資，國家財富被個人佔為己有，小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赤貧，蘇聯時代的人人平等的生活，快樂的生活就此終結。物價飛漲1600倍，盧布貶值並且退出了國際交易幣種。國家已經亂成一鍋粥，犯罪率急劇攀升，平均每天就有超過5人死在莫斯科街頭，酒精控制也終結了，任何人都可以任意購買和使用酒精，槍支氾濫，警察無惡不作，政府部門貪圖享樂。

另外在俄羅斯剛剛成立時，掀起了一股“去蘇聯化”運動，列寧像被拉倒，蘇聯書籍被焚燒，蘇聯老兵被侮辱，曾經在蘇聯政府工作過的人有的連温飽都無法解決，甚至被槍殺。任何關於蘇聯的物品都被砸，被燒。

俄羅斯人的憤怒終於在1993年10月爆發，超過5萬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著名的“十月廣場”集結，揮舞着蘇聯國旗。呼喚列寧，斯大林的名字，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大，由如1991年是莫斯科人要求獨立和美式民主是規模一樣，不過已經是反對葉利欽獨裁的遊行了。權利之爭在蘇聯解體後就一直存在，葉利欽曾經以追求民主的名義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卻在掌權之後大權獨攬，架空議會。人們聚集在“白宮”廣場前高呼要求俄羅斯議會（議會為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關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作為俄羅斯最高權力機構，廣場前水泄不通，支持俄羅斯議會的人民、軍隊、警察，向對岸烏克蘭飯店前的俄羅斯政府喊話抗議。原本以為葉利欽會做出讓步，但以意想不到的是，葉利欽派了中央軍區精鋭坦克部隊朝“白宮”開炮，頓時“白宮”火光沖天，軍隊對於廣場上的人民大開殺戒，一共打死超過1500名維護俄羅斯議會的軍人，平民。史稱“俄羅斯憲政危機”。之後俄羅斯共產黨成立並且一躍成為俄羅斯第一大黨，直到2000年統一俄羅斯黨成立。俄羅斯“第一崗哨”在1993年憲政危機之後，從列寧墓轉到紅場旁邊的無名烈士墓直到今天。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對蘇聯解體這樣評價：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他就沒有良心；誰要是想恢復過去的蘇聯，他就沒有頭腦！

蘇聯解體的原因 篇四

體制僵化、經濟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勝利，固然不一定像過去蘇聯教科書所説“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但無需諱言，它也絕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權轉手，它的世界意義在於，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開闢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嘗試。在蘇聯，這一偉大的社會實驗曾經取得過輝煌，但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史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和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為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能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適應備戰和應戰的需要，取得工業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時間裏使蘇聯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然而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壓抑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加上它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嚴密控制，使整個社會處於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着時代主題逐漸向着和平與發展轉移，這種體制使經濟發展緩慢，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更加嚴重，制度性的弊端進一步凸現。顯然，這種體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國建成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歷史性任務，反而使俄國在同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如果説十月革命後出現了“一球兩制”的新格局的話，那麼，半個多世紀的比較和競賽，沒有顯示蘇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種體制未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和擁護，這是蘇聯解體的根本性原因。

領導人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動盪的世界和困難重重的國內環境。有人比喻此時的蘇聯猶如一艘滿載軍火的航船，船體鏽蝕，方向不明，運轉緩慢，在茫茫大海中瀕臨下沉。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挽救這艘航船危亡的命運。可是，這名“船長”很不稱職，缺乏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膽略和能力，面對種種困難和壓力，他倉促應對，在領導改革中出現種種失誤和將改革引向社會主義崩潰的方向，致使整個國家迷失方向，危機驟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關頭，戈爾巴喬夫又只顧自己的得失，在複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敗退，主動放棄陣地，提出改革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就是要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進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義已經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變更現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發生，蘇聯共產黨處境到了危難關頭，“船長”竟棄船而逃，自動辭去蘇共中央的職務，使蘇共迅速走向衰敗。蘇共衰敗，是蘇聯劇變的前兆； 蘇聯解體，是蘇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戈爾巴喬夫當政7年特別是最後時期的言行看，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當然有着不可推諉的歷史責任。

然而，有一種觀點值得商榷，國內外有些學者把蘇聯解體的原因過多地甚至全部歸咎於戈爾巴喬夫一個人。例如，博爾金認為，“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國內也有學者提出一個所謂“叛徒論”，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過分誇大一個人在歷史劇變中的作用，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説過： 是時勢造成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評價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史學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外部原因與蘇聯演變

外因論者通常不否認內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們往往凸現和平演變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中的作用。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顛覆的一種戰略，即以武力為後盾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的同時，強化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或明或暗地支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和民族分立主義勢力，加速美國式的所謂“全球民主化”進程。應該説，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的劇變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只有當蘇聯國內出現政治、社會危機和動盪的時候，外因才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視的是，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東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蘇聯人民得到一個瞭解西方、與西方國家生活水平作比較的機會，由於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存在短缺經濟，使國內民眾看到自己國家與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對本國當政者的不滿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嚮往，從而為西方和平演變打開了方便之門。

有學者還認為，西方大國除有計劃地對外滲透、進行和平演變外，特別提到美國誘使蘇聯擴軍備戰，開展兩國間的軍備競賽，使國家財力過多地投入國防軍事預算，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窮兵黷武，發動侵略阿富汗戰爭，使國防軍事開支猛增，國內各類矛盾積聚，成為蘇聯解體原因之一。

腐敗導致黨衰國亡

蘇聯各級幹部的特權現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戰後逐漸形成為特權階層，享有各種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更形成一個個“官僚氏族集團”，這些集團內部兒女聯姻，官官相護，貪污瀆職，使執政黨與民眾之間隔閡越來越大，民心盡失。有一種觀點認為，搞垮蘇聯的不是_，不是外國敵對勢力，就是這些官僚特權階層為維護和擴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體地説，20世紀 80年代末，這個集團羽翼已經豐滿，他們已將大量國家財富佔為己有，此時，他們急切希望共產黨的垮台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劇變，以便通過國家制度的公開變更，在新制度下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攫取的財富合法化，並能名正言順地將這些財富傳給子孫。基於這樣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蘇共的垮台和蘇聯的劇變，是“一次來自上層的革命，舊統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對自己藉以統治的體制的忠貞，掉頭而去”。國內也有學者認為，蘇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政變’”。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所誘發的腐敗大暴露，以及這些官僚分子搖身一變，成為“新制度”的顯貴，表面看來，似乎就是這些人搞垮了蘇共和蘇聯，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更廣闊的社會背景、更深刻的歷史根源，以及當時蘇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動向，就不難發現，不能説由於黨內出現了腐敗和官僚特權階層就導致黨衰國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這類現象的國家，未必都會造成這樣的後果。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固然在黨和國家的上層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作為掌控權力的官僚集團，他們首先要依賴原有的體制和秩序，以維護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們既不可能是積極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進的反對派，由於這個階層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眾多的“關係網”，使其中許多人善於觀察方向，見風使舵，最終成為劇變的得益者。

蘇聯解體的四大原因 篇五

原因一、經濟因素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相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嚴重落後，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最根本原因。”而蘇聯經濟衰落的根本原因在於蘇聯僵化的經濟體制、結構和戰略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

首先，從經濟體制上看，蘇聯的經濟體制是基於產品經濟觀、以國家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計劃經濟。其基本特點是：

（1）企業與國家關係行政化。企業是國家行政隸屬下的一個生產單位，經濟上沒有任何獨立性，經營成果最終由國家包乾負責；

（2）經濟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計劃是管理國民經濟的唯一手段，而指令又是推行計劃的唯一手段；

（3）經濟關係和經濟聯繫的實物性。排斥商品貨幣關係，認為商品、貨幣、市場、貿易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殘餘，它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不能不加以利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實質和內涵，只保留其外殼。這在戰爭時期特定歷史條件下還是相當有效的，但是隨着環境和條件的變化，上述驅動機制的作用不斷衰退，已經不再適應當時的生產力，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導致經濟體制運轉失靈。

其次，從經濟結構上看，蘇聯的經濟結構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經濟，其基本特徵是：在工農業之間的關係上以工業為主導；在輕重工業之間的關係上以重工業優先；在速度與效益的關係上速度第一：在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上生產第一，消費服從生產。重工輕農，片面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結構導致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

最後，從經濟戰略上看，蘇聯的經濟戰略是粗放型和“數量趕超型”經濟，“速度第一”是蘇聯經濟發展的突出戰略方針，蘇聯長期以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來取得和維持的。粗放經濟增長的後果，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過高，單位產品的物質消耗量大大超過發達國家。這種戰略最終導致經濟發展成本增加，停滯不前。

在這種僵化的“蘇聯經濟模式”下，蘇聯的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具體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國民經濟（農、輕、重）比例失調；

第二，貨幣發行失去控制。

第三，債台高築。

第四，通貨膨脹率越來越高。總之，僵化的蘇聯經濟體制導致了蘇聯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進而導致信仰危機、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並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

原因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

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存在着許多不利於民主、決策等方面的因素，成為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主要表現在：

（一）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包攬國家和社會事務，使黨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客觀上削弱了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總的政治領導。憲法明確規定的權力機關——蘇聯最高蘇維埃和各級地方蘇維埃實際上處於黨的直接干預下，有名無實，這樣，所謂蘇維埃民主或蘇聯社會主義民主，自然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也就談不上人民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

（二）蘇共黨內形成高度集權的官僚體制，為個人專斷、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提供了可能。蘇聯官僚主義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高度集權，一切權力集中於各級黨的機關，黨的機關的權力又集中於書記手中，層層集中，逐漸變成個人領導，從而為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使黨的機關和組織變為個人的工具成為可能。

（三）人民在這種制度下，離權力越來越遠。人民羣眾逐漸與蘇維埃、與國家政權相疏遠，而脱離人民羣眾的國家政權無法體現無產階級民主的優越性，也不會得到人民羣眾衷心的支持和擁護，一旦遭遇風浪便難免發生震盪，其履行國家權力的職能必然大受影響，也就失去了這個政權的合法依據，使國家失去了穩定的根基。

原因三、民族問題

民族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是蘇聯解體的又一重要原因。這些民族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列寧之後，歷屆蘇聯領導人都缺乏科學的民族理論來指導民族問題的解決。他們信奉庸俗的國際主義，對民族問題的複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簡單地把民族矛盾等同於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把民族進程與社會進程看作是同步的，結果脱離了實際， 欲速則不達。

（2）錯誤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禍根。從斯大林時代開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則就遭到了踐踏，大俄羅斯主義盛行， 強力推行一體化，強迫少數民族遷徙，不關心和尊重各個民族的價值，而注重怎樣消滅差異。結果傷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種下了民族矛盾和衝突的禍根。而蘇共領導又長期視而不見或自欺欺人地粉飾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積愈多。最終民族問題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推動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發出來，最終致使統一的蘇維埃國家走向崩潰。

（3）蘇聯領導人由於理論上的貧乏和不成熟，導致他們長期沒有認識到國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蘇聯憲法規定，蘇聯是聯邦制國家，承認各民族有權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物的機構，各加盟共和國有權脱離蘇聯。實際上，蘇聯是一個單一制中央集權國家。但怎樣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國自願留在聯盟內，並保證他們行使自己的主權，蘇共領導是沒有從理論上和實踐中認真加以解決的。這無疑為聯盟的解體預留了一顆定時炸彈。

原因四、思想政策上的失敗

蘇聯的解體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導致這場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蘇共的失敗，而失敗的首先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蘇共後期部分領導人縱容或直接鼓吹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結果導致黨內思想混亂，為敵對勢力和西方思想的滲透打開了大門。

首先，蘇共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在理論上背離了馬列主義，失去了正確理論的指導，失去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造成黨內外思想混亂和社會動盪。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上台開始，蘇共就失去了正確理論的指導。

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不斷變化，科技革命迅速興起，蘇共領導人卻視而不見，黨的理論沒有新的發展，理論工作長期處於停滯狀態。

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了，不能用以解決現實問題，出現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也難應對。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不符合蘇聯社會仍然存在階級的現實；講“三無世界”（沒有戰爭、沒有武器、沒有軍隊）完全是一廂情願，反而麻痺了黨和人民。有的俄共人士認為，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是一脈相承的。從赫魯曉夫開始，蘇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一直存在誤區，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也沒有搞清楚，一度認為已經進入了“發達的社會主義”，提出“15年建成共產主義”。到戈爾巴喬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鼓吹“民主化”、“公開性”，實際上是以野蠻的、強盜的方式破壞社會主義。雖然公開宣傳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但實際上制定了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實行錯誤的對外政策，加上黨的領導幹部言行不一，説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敗，人民羣眾從不滿發展到懷疑馬克思主義和對黨不信任，而這種情緒又總是被敵對勢力所利用，造成了嚴重後果。

其次，蘇共放棄了對思想領域的控制，出讓了文化輿論陣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通過因特網、CNN和好萊塢等思想宣傳工具不斷的向蘇聯選出自由、民主的觀念，最終導致蘇聯民眾觀念的變化，為後來蘇聯的解體而轉向資本主義打好了思想的基礎。同時，在對內宣傳方面也存在着較大的失誤。

其向人民簡單地宣傳蘇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人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傳的不一樣，反而對蘇共的宣傳產生了懷疑，為人們接受西方的思想買下了禍根。更為重要的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前一段時期裏，雅科夫列夫控制新聞機構和傳媒，公開迎合西方敵對勢力的需要，大肆散佈各種誹謗蘇共和蘇聯的輿論，宣揚西方的價值觀，鼓吹“全盤西化”，造謠誣衊、醜化領導人的言論隨處可見，卻不允許正面意見在報刊上發表，加劇了羣眾的思想混亂，毀掉了人民共同奮鬥的思想基礎。

蘇聯解體是國內和國外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蘇聯的國內的諸多不穩定的因素是最終導致蘇聯迅速解體的根本原因。蘇聯政治體制的高度集中，經濟體制的不完善和滯後性，再加上民族問題處理的不當、思想意識政策上的失敗以及黨內高級領導幹部個人因素等國內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