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中國.1》讀書筆記

《時論中國.1》

厲以寧、艾豐、石軍 著

“舊紅利”帶來的惡果

可以説，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果認識不到經濟及時轉型的必要性,如果只是留戀原有“紅利”的優勢而不願盡力轉型，那隻會造成以下三個惡果:

第一，繼續發展經濟的信心喪失了，認為既然原有的“紅利”已經消失，發展的優勢已經不存在，那就很難再有所作為了。

第二，由於信心的喪失，國內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者將會紛紛撤走投資，或者把企業遷移到較晚發展起來的國家，導致國內投資總額減少，使本國經濟的發展碰到投資不足的難題。同時，由於投資不足，與實體經濟發展有關的專業人才也隨着流向國外。

第三，由於本國經濟空心化了，實體經濟產業被投資者認為是沒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大量資金轉到了虛擬經濟領域，使經濟中的泡沫增加了，經濟有可能陷入更深的陷阱之中。資產泡沫的破滅，也會使經濟更加停滯不前，使以後的經濟發展更加缺乏後勁。

優勢和“紅利”都來自創造

毫無疑問，以各種紅利的消失作為唱衰中國經濟的依據的論調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要有信心，相信今後在經濟發展中會出現新的紅利、新的優勢。

發展優勢和紅利都來自創造。即使舊的優勢或舊的紅利，也來自創造，它們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比如説，儘管人口眾多，如果人人都待在家裏，都留戀故土故居，不外出尋找工作，不務工，怎能發揮一國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 怎會出現廉價勞動力所帶來的紅利?

又如，土地數量再多，價格再低廉，如果各地都不招商引資，不開發土地，不建立工廠，又怎能發揮一國的資源優勢? 怎能出現資源紅利?

再如，發展中的制度障礙是客觀存在的。再原始的社會，如果對傳統組織所形成的發展障礙不進行變更，那就不會有發展，也不會有生活的改善。這就是最早的改革紅利。

可見，即使是最早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改革紅利，都離不開人的創造。

毫無疑問，新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改革紅利對舊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改革紅利的替代，都是依靠人們的努力而出現的。歷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紅利”的例子，現實生活中更沒有“天上掉下紅利”的好事。

古今中外，所有的紅利都來自創造。我們對於紅利的問題，不僅要有新認識，更需要有行動，通過實踐，使紅利成為事實。

如何加快推進投資轉型

未來5至10年的經濟增長，究竟是以投資為主還是重在擴大消費? 我國尚處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資率符合基本國情。問題在於，多年來投資率居高不下，投資規模增長過快，由此使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生活的突出問題。適應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需要加快推進投資轉型。

一是要儘快改變投資結構。要加大公共性項目的投資，適應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趨勢。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的投資上，將會起到多方面的積極效果——能夠切實推動人口城鎮化進程; 能夠提振國內消費預期; 能夠有效縮小城鄉差距和化解社會矛盾。應當説，在這方面的投資空間很大。

二是要優化投資來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的可持續取決於社會資本是否成為投資的主體。只有社會資本的投資佔大頭，經濟才有活力，投資才可持續。當前的突出問題在於，政府與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長過快，民營資本的投資明顯不足。穩增長的首要條件是社會資本有穩定的投資信心。由於壟斷行業改革的滯後，社會資本進入公益性領域和壟斷性行業雖有一定推進，卻尚未有實質性破題。從具體情況來看，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既有“政策玻璃門”的障礙,更有“利益玻璃門”的阻力。壟斷行業的改革不盡快破題，民營資本的進入是很困難的。

三是調整國有資本配置格局，適應投資轉型對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提出的新要求。這些年來，國有經濟在做大總量上功不可沒。但是從實際結果看，如果國有資本在競爭性領域分佈過寬的局面不改變，激發社會資本活力就相當困難。儘快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給社會資本投資騰出更大的空間，是我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升級的客觀要求，也是防止資本外流、提振社會資本信心的重大舉措。

中國社會存在五大問題

第一，貧富差距持續擴大。2000年，我國的財富分配是“二八開”，即20%的人佔有80%的財富，80%的人佔有20%的財富。2010年，一項聯合調查則顯示,財富分配變成了“一九開”，有學者提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第二，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城鎮化進程中，大批農民進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財政成本都很高。三農問題搞不好，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隱患。

第三，腐敗問題久治不愈。先治標後治本，就是先止血後治療，這是正確的。可怎麼止血呢? 各級主要領導幹部要向高層學習，公開家庭信息，主要就是這樣三項——有幾套房子，妻子幹什麼，孩子做什麼。不要光把黨章、社會價值掛在口上，要落實在行動上。新一屆中央領導上任後，首先改變作風，反對特權，抑制公款吃喝，已經初見成效。

第四，就業問題非常嚴重。我國每年約有700萬大學畢業生，近800萬職業院校畢業生，農村非農就業人口年均增加500萬。按照我國每年8%至10%的經濟增長速度，每年的就業能力大約只是900 萬至1200 萬。其他的新增就業人口怎麼辦? 要直面這些問題，採取解決措施。

第五，社會信任出現危機。有人説，啥都靠不住，領導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丈夫靠不住。這樣的説法未免聳人聽聞，卻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同，顯示出公眾對社會信任的判斷已經偏於負面。至於毒牛奶、地溝油等等，更是已經形成了一條相互傷害的鏈條。

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

政府職能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應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投資體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衝動，增強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功能。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推進政府從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轉變，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環境。

轉變政府職能需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轉變政府職能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係。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若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於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轉變政府職能的同時，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説，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需但未來是要“退出”的? 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未來都要“退出”的? 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未來都是必需的? 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經濟轉軌中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克強經濟學”重建中國經濟

“克強經濟學”並不完全屬於個人，其代表的不僅是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治國理念與經濟智慧，更是對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踐的總結與反思的結果。本質而言,“克強經濟學”就是圍繞“市場”、“供給”、“效率”、“公平”四方面實現中國經濟的重建。

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首提“克強指數”之後，巴克萊資本提出的“克強經濟學”也隨即引發海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諸多經濟學者則從不同的角度展開對“克強經濟學”的解讀和討論。

那麼,“克強經濟學”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它對當下的中國經濟具有什麼意義呢?

事實上，新一屆政府執政剛過百日，便已釋放出三大明確的政策信號: 一是絕不會出台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二是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斷提高，三是全面而堅定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讓“改革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大紅利”。透過這些政策信號，我們已經找尋到了“克強經濟學”的核心和理論邏輯。

本質而言，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學的危機，因此，更大的挑戰不在經濟領域，而在經濟學領域。從歷史上看，幾乎每一次全球大危機的來臨，都是對既有經濟學的打破和新經濟學革命的展開。正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後，誕生了凱恩斯主義並由此產生了“羅斯福新政”一樣，也正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滯脹”後,誕生了以供給學派為基礎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一樣,新世紀的全球金融危機迫切需要新的經濟學理論、新的經濟信仰與新的政策的出現。

與此同時，中國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失衡，也迫切需要新理論的出現，不可能再簡單套用或拷貝西方經濟學版本。畢竟，中國遇到的問題是西方國家所不曾遇到的，也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後危機時代裏，影響中國經濟的各種影響因素此長彼消，短期矛盾和長期挑戰相互交織，外部壓力增加將使內部結構調整趨於複雜化，已經到了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及歷史發展階段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時候。

由此而言,“克強經濟學”本身就是開創性的，就需要不斷被打破、不斷被建構和不斷被豐富。只有理論上和思路上有突破，中國經濟才會有突破。

教育改革是教育公平最大的紅利

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只有向改革要成效。包括改革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行政主導的教育撥款方式，也包括打破分省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實行全國重點大學面向全國的自主招生。

我國教育發展，當下面臨兩大任務，一是提高教育質量，二是擴大教育公平。對於提高教育質量，基本的共識是要推進教育改革，而對於擴大教育公平，還有不少人，包括教育管理者卻認為，只需增加教育資源，或者盤活現有資源即可，並不需要改革。以改革擴大教育公平，應該成為基本的共識。

比如，對於縮小義務教育城鄉、區域和校際差異，很多地方的做法主要有: 建立“名校集團”，將名校周邊的薄弱學校納入名校集團，貼上名校的校標; 實行名校和薄弱學校對口幫扶; 推進教師輪換制; 實行優質高中名額分配，等等。從表面上看，這些措施是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可是深入分析卻發現，這基本上都是推進公平的表面文章，很難起到均衡的實際效果。拿名校集團來説，把薄弱學校貼上名校分校的校標，就能提高薄弱學校的辦學質量? 眾所周知，我國義務教育階段，一校之內有“重點班”以及“校中校”，掛牌名校集團，各校的差異並沒有縮小，於是只能製造表面的均衡。名校幫扶弱校也是如此，這一做法本身就明確了名校和薄弱校不平等的地位，對於縮小校際差異作用有限。而把優質高中的部分招生名額進行分配,想以升學出口來吸引家長、學生選擇普通國中，其出發點就很功利——以“升學”前景來選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