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以進促穩鞏固外資基本盤：意義、挑戰與發力方向

黨課講稿：以進促穩鞏固外資基本盤：意義、挑戰與發力方向

【摘要】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深刻變化，鞏固外資基本盤不僅可以繼續發揮外商投資在我國的積極作用，助力國民經濟企穩向好，而且有助於我國在制度競爭中佔據優勢、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維護世界製造中心地位、構建新發展格局、抓住新一輪產業革命契機。鞏固外商投資基本盤，需要處理好吸收利用外資“穩”與“進”的關係，以進促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着力打造“投資中國”品牌，提升外商投資質量和水平。

【關鍵詞】外商投資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進促穩“投資中國”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研判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基礎上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打造‘投資中國品牌”。近年來，隨着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幅下降，我國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出現較大波動，存量外商投資部分撤離，新增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減少，外商投資結構加速調整。在新的一年裏，穩中求進，以進促穩，通過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優化外資營商環境、提升國家形象吸引外資，鞏固外資基本盤，穩定外商投資，提高外商投資質量和水平，成為外資工作的核心目標。

鞏固外資基本盤的時代意義

改革開放46年來，中國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漸進式擴大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市場準入的區域和產業空間，承接全球產業轉移，吸收外資從1978年的近乎為零增長到2018年的1891億美元（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1]自1992年以來連續31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外資經濟與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民營經濟、股份制經濟等一起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外資企業在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的同時，也推動着中國經濟進步，在促進經濟體制改革、拉動經濟增長、推動工業化進程、增加就業、貢獻税收、擴大進出口貿易、改善國際收支、滿足市場需求、提升企業治理水平、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升級，以及推動中國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等方面，發揮着獨特功能。外資企業以不足全國企業總量3%的數量，貢獻了全國1／6以上的工商税收，提供了近1／10的城鎮就業機會，如果考慮到與外資企業配套的從業人數，則吸收外資對我國就業的貢獻更高。外資企業是我國進出口的重要主體，近年來，外資企業進出口額佔我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雖然有所下降，但佔比仍然在30%以上，並帶來鉅額貿易順差，2022年外資企業實現貿易順差1703億美元，佔全國貨物貿易順差的19.9%。[2]大批產品品質優良、技術創新能力強、佔據價值鏈高端的外商投資企業在華紮根，產生了明顯的技術、管理、知識、信息和營銷理念等的外溢效應，推動中國創新發展和經濟結構升級，提升了我國國際經濟競爭力。對外開放和吸收利用外資與經濟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互促進，外商投資成為推動改革發展的強大動力。

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深刻變化，鞏固外資基本盤，不僅可以繼續發揮外商投資的積極作用，助力國民經濟企穩向好，而且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

鞏固外資基本盤是我國在制度競爭中佔據優勢的基礎。受全球化逆流、疫情衝擊、地緣衝突等多重因素影響，世界經濟政治分化加劇，國家間的制度競爭日趨激烈，給國際經濟合作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全球經濟恢復增長遠低於預期，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如何對待外商投資，能否保持對外資的吸引力，能否穩定並擴大外商投資，對於一國在國家之間的制度競爭中佔據優勢至關重要。

我國在改革開放中根據自身國情建立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上了不同於美西方的獨特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外資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福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市場經濟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源配置方式。市場配置資源必然要衝破地區和國家之間的界限，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市場連成一體，將其不同程度地納入世界市場體系，在利用世界市場、國際資源中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穩定擴大外商投資是開放型經濟的要求。在開放競爭中，鞏固外資基本盤，不斷增強外資吸引力，提升外資質量，促使更多優質外資與國內資源結合，最大限度地擴大資源配置範圍和空間，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如此才能更快推動社會經濟全面發展，更好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制度競爭中贏得優勢。

鞏固外資基本盤有助於我國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我國經濟發展改變着世界經濟格局。美西方為維護其世界經濟領先地位和既得利益，謀求遏制我國科技進步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圖謀把我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低端，構築“小院高牆”，圖謀把我國更多高技術企業和研發機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推動改變國際經貿規則，構建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規則體系，建立“去中國化”的經濟全球化。如果我國不能主動深化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則極易落入美西方“規鎖”中國的陷阱。

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大膽吸收和利用外資，有助於推動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外資企業長期在國外市場經濟下運作，熟悉和習慣市場經濟的理念、法則、規範和體制。外資進入我國市場，會要求我國創造適宜其生存和發展的制度環境，提供相應的法律保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些均可促進國內改革。穩定外資基本盤，穩中求進，以進促穩，更大力度地吸收利用外資，要求我們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外資營商環境，加快深化改革步伐，這有助於推動更快建立在全球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規範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打破“去中國化”和“規鎖”中國的圖謀。

鞏固外資基本盤有助於維護世界製造中心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抓住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和全球產業大轉移的契機，積極利用外資，大舉承接製造業轉移，快速推進了工業化進程，成長為世界製造中心。2009年，我國實際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有52%流入製造業；[3]2010年，我國製造業產出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達到19.8%，[4]躍居世界第一，重返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地位。

目前，美西方認識到製造業外移帶來的產業空心化等弊端，謀求製造業迴流，重振製造業，推動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強高技術製造業對外投資審查，策動與我國“脱鈎斷鏈”，以“友岸外包”替代“離岸外包”，導致全球生產體系和投資體系收縮，部分製造業外資企業撤離，衝擊我國全球製造中心地位，我國製造業外資佔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比重下降至1／4左右[5]。

穩定並擴大利用外資，提升製造業外資吸引力，是我國避免產業空心化，防止經濟脱實向虛，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穩定世界製造中心地位，從世界製造中心向世界創造中心攀升的基礎。

鞏固外資基本盤有助於構建新發展格局。外資企業是連接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重要樞紐，既融入國民經濟體系，參與國內大循環，也在推動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參與國際循環，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商投資可以反向促進國內改革，推動打通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生產關係環節堵點，提供高端要素資源，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暢通國內大循環。外商投資企業在分享我國大市場商機的同時，亦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與內資企業的合作和競爭中，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帶動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推動建立富有動態國際競爭力的技術創新體系和現代產業體系，助力我國參與國際循環。

鞏固外資基本盤有助於抓住新一輪產業革命契機。當今世界正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期，以數字技術的突破為主導，數字產業化的同時產業數字化，大數據、電子商務、智能製造、工業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應用場景不斷拓展，驅動社會生產生活方式變革；能源技術、材料技術和生物技術等創新也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性進展，以智能製造為先導建設現代產業體系、以追求範圍經濟為導向不斷創新社會分工形態已漸成趨勢。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和競爭格局加快重塑，發達國家積極謀求重振製造業，利用先發優勢重塑全球競爭優勢，這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形成壓力，同時，也為我國創新發展帶來難得機遇。

穩定外資基本盤，擴大利用外資，積極引進研發能力強、技術儲備豐富、管理科學、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處於領先地位的跨國公司，加強與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的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提高創新生態系統的開放協同性，充分發揮外資企業的技術示範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可以更好地抓住這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應對挑戰，立於數字經濟革命的潮頭，實現高質量發展。

鞏固外資基本盤的主要挑戰

近年來，外商投資結構快速調整，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佔比持續上升，許多跨國公司持續看好在中國投資發展的前景，但也存在部分外商投資企業選擇收縮投資、撤離中國市場的現象，影響了總體外商投資的穩定性。一些行業龍頭外資企業，如手機巨頭蘋果、三星，汽車企業豐田、三菱，代工大王富士康等，或收縮在中國的生產線、實行“1＋N”投資戰略，[6]或撤離中國市場。外資收縮和撤離的原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既有國內經濟條件變化的作用，也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既有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的要求，也有外資企業被動的選擇。

按投資動機劃分，外商投資主要包括效率尋求型、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等四種類型。[7]在我國，不同類型的外商投資存在差異，既有新增外資流入，也存在部分收縮撤離的狀況。

效率尋求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更看中低成本帶來的高收益，重點關注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能力。近年來，我國相對良好且持續改善的能源、交通、電信基礎設施條件，以及高效的物流體系，規模龐大的成熟勞動力，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都對效率尋求型外商投資產生吸引力，但由於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發生逆轉，勞工成本持續上漲，加之環境成本、房地產成本、融資成本等要素成本高企，誘發部分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以及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消耗大、不符合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外商投資企業撤離，並進入綜合成本更低的墨西哥、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市場尋求型外商投資是以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獲取更大收益。長期來看，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規模巨大的消費市場，擁有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大量投資機會和投資品市場，這對市場尋求型外商投資具有獨特的潛在吸引力。但是，短期來看，近年來受疫情衝擊，就業壓力增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放緩，消費需求增速低於預期；地方政府債務和投資能力面臨挑戰，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企業資金回籠放慢、週轉難，企業投資慾望不高，從而導致投資品需求不足。在此背景下，有些外商投資對我國市場前景判斷謹慎，甚至選擇撤離。再者，由於內資企業技術進步、研發投入增加，競爭力提升，一些外資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被擠出中國市場。此外，受全球化逆流衝擊和地緣衝突影響，一些國家泛化安全概念，炒作中國市場安全性問題，以“友岸外包”替代“離岸外包”，謀求建立所謂安全可控的供應鏈體系，導致全球生產體系和投資體系收縮，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速重構，許多跨國公司收縮投資鏈條，生產和供應本地化、近地化傾向明顯，導致部分外商投資企業收縮撤離。

資源尋求型外商投資目的是獲取資源，滿足當地市場或國際市場需求，主要受東道國燃料、金屬、礦石等能源的儲備與開發情況影響。長期以來我國相對較高的能源消耗強度，以及金屬礦產的大量開採利用，對資源尋求型外商投資產生較高吸引力。近年來，由於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堅持綠色發展的目標導向，並提出減少碳排放的“雙碳”目標，能耗逐步降低，加之我國能源和金屬礦產資源可開採量下降，資源開採加工成本上升，因此對資源尋求型外商投資吸引力下降，一些外商投資收縮撤離。

戰略資產尋求型外商投資也稱創造資產尋求型外商投資，是以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為主要目的的外資。能否獲得充裕的研發人才，擁有鼓勵研發投入的環境，以及對研發成果和知識產權是否予以嚴格保護，決定着這類外資的投資意願。長期來看，我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每年有超過1200萬的大學畢業生，正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大國，研發人才儲備充裕，創新發展的理念以及推動創新的政策環境激發企業和社會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力度，研發支出強度表現搶眼，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逐步完善，對戰略資產尋求型外商投資吸引力巨大。但是，短期來看，近年來受國際政治環境影響，美西方為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藉口出於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慮，把更多中國高科技企業和研發機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本國企業和機構與清單中的中國實體開展投資、貿易、研發和學術交流等活動，構築“小院高牆”，實行“脱鈎斷鏈”，加強對外投資審查，限制或禁止高科技領域對華投資，利用税收優惠、產業補貼等措施誘導投資者回流本國市場，導致一些戰略資產尋求型的高技術外資企業撤離中國。

以進促穩推動外資穩量提質

為了鞏固外商投資的基本盤，處理好吸收利用外資的“穩”與“進”的關係，以進促穩，穩定符合中國經濟發展需求的存量外資，並提升外商投資質量和水平，更大程度釋放外商投資的積極功效，我國需要重點從以下四方面發力。

一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是鞏固外資基本盤，實現外商投資“穩中求進、以進促穩”之綱。高水平對外開放核心是制度型開放，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建立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制度。在當今國際經貿規則重構中，無論是在多邊層面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如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還是在區域和雙邊經貿協定談判中，都以邊境後經貿規則為重點，涉及透明度、數字貿易、競爭中立、政府採購、知識產權、環境和勞工標準等內容，相關方謀求建立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規則體系。其中，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如《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美墨加協定》（USMCA）、歐盟與加拿大《綜合性經濟貿易協議》（CETA）率先確立的以“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為立足點的國際經貿規則，逐步被更多國家所接受，代表了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演變方向，構成我國構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經濟體制的主要對標對象。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在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過程中，把局部試驗與總體推進相結合，把協議開放與主動對標相結合，不僅在開放先行區率先試驗實施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以推廣，成為全國性統一的制度，而且要跟蹤國際經貿規則變化方向，加快全國整體的改革，實現開放與改革的良性互動，儘快在更廣範圍內建立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度體系，為外商投資穩量提質創造良好的制度基礎。

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絕不是簡單照抄照搬高標準規則。中國的社會制度、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模式存在特殊性，並非所有的高標準經貿規則都適用於中國。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總體經濟利益的規則，要堅決屏蔽。要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前提，先立後破，先構築起安全網和防火牆，再實行新的經貿規則。

二是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營造市場化營商環境，完善由市場機制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體制。進一步簡化行政審批手續，減少外商開辦企業、獲得電力和施工許可、獲得信貸的辦理環節，縮短辦理時間，壓縮不動產登記時間；提高解決商業糾紛效率，明確縮短耗時要求；簡化外資企業破產註銷手續和流程，壓縮註銷時間；提高外商投資企業跨境貿易貨物通關效率，壓縮進出口單證辦理時間，降低進口環節費用；進一步明晰外商直接投資（包括服務和非服務部門）的整體准入條件，全面落實外商投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清理扭曲和歧視性做法，包括行政法規限制和經營要求，取消歧視性的外資企業經營條件差別待遇，推進國內行業性的企業經營條件限制與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條件限制對接，做到“既准入”“又準營”。紮實落實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在全面放開製造業外商投資市場準入的基礎上，進一步放寬服務業外商投資准入限制，提高外商投資自由化水平。完善市場公平競爭制度，打造各類經濟成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按照非歧視原則，完善各類要素市場，打破地區市場壁壘，消除市場壟斷，規範市場秩序，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保障外商投資企業所需基礎設施和各類要素的可得性，充分釋放國內大市場優勢，提高市場尋求型外商投資吸引力。

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按照《外商投資法》所確定的外商投資促進、外商投資保護和外商投資管理的基本法則，進一步明確規範實施細則。為保障外商投資企業依法平等適用國家支持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應全面清理各政府部門實施的支持企業發展政策，明確外商投資企業是中國的企業、中國的法人，自主創新理應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創新，自主品牌也應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品牌，對外商投資企業同等適用支持自主創新、自主品牌的財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為保障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的出資及各種所得依法自由匯入、匯出，應建立外商投資所得跨境自由轉移與我國資本賬户管理有機協調的制度安排，完善資本賬户監管細則；為保護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應建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增設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受理機構，強化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受理機構的權威性，明確投訴受理程序，提高投訴受理和協調解決的效率，降低外商投資企業維權成本；為完善外商投資管理，應建立外商投資信息報告制度，簡化對外商投資企業不必要的行政監督檢查，避免增加外商投資企業負擔。

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堅持開放發展的理念，瞄準國際投資規則變遷的趨勢，建立對接高標準國際投資規則的外商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規則體系。首先，全面梳理政府的各種補貼措施，對於現有的補貼進行分類整理，取消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規定禁止採用的補貼措施，依據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原則，對於可實施的政府補貼措施，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塑造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其次，儘快確立競爭中立原則，明確市場運作中立、市場準入中立、税收中立、補貼中立、債務中立、政府採購中立、監管中立、社會責任中立以及法律責任中立等9大競爭中立規則，避免不公平競爭對外商投資的擠出效應，建立競爭中立投訴機制，保障競爭中立原則有效實施，營造國企、外企公平競爭環境。再次，提高政府決策透明度，制定與外商投資有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標準等，要徵求外商投資企業的意見和建議，同時公開發布公共政策措施，徵求公眾意見，預留實施過渡期，為外商投資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和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最後，完善外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立高效統一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和執法體系，實現政府部門的職能協同、信息共享，推進知識產權綜合執法，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知識產權案件移送、信息通報、配合調查等機制，提高執法效率，搭建便利化的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平台，切實維護外資企業權益，提升對戰略資產尋求型外商投資的吸引力。

三是着力打造“投資中國”品牌。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也是中國吸收和利用外資的靚麗名片。在遭遇全球化逆流、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大幅波動收縮的背景下，繼續高舉開放大旗，踐行互利共贏的多邊主義，推動建設以規則為基礎、以共同發展為導向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不僅是對逆全球化和排他性的利己主義的有效阻擊，而且是抵禦遏華、排華擾動外商投資的有力武器，是穩定外商投資預期和存量外資的有效行動，也是吸引全球優質要素流入、提升外商投資質量和水平的根本保障。

升級開放區域平台，以強化制度創新為抓手，把各類特殊開放平台打造成各具特色的“中國投資”品牌。使海南自貿港成為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人員進出自由便利、運輸來往自由便利、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的高水平開放制度高地；使自貿試驗區成為高端製造和高端服務領域外商投資的聚集地；使經濟開發區成為外商投資產業配套完備、引領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發展極”；使綜合保税區成為外商投資開展保税加工製造、保税維修業務的自由經濟區；使加工貿易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地、加工貿易承接轉移示範地、國家加工貿易產業園等載體成為外商投資加工貿易高水平發展的新型集聚區；使北京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範區成為服務業外商投資自由便利之地。

四是提升外商投資質量和水平。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優化外商投資結構，提升外商投資質量，發揮外商投資推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功能，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此，要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鼓勵中高端製造、高新技術、傳統制造轉型升級、現代服務、數字經濟等領域外商投資，聚集高端要素，支持外資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推動創新發展；穩定外商投資，加大中西部地區承接外商投資轉移基地建設力度，鼓勵中西部外商投資，促進加工貿易外資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集羣的梯度轉移對接，助力協調發展；鼓勵環保產業外商投資，吸引具有領先環保技術的外資企業，加大環保投入，推動綠色發展；持續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擁抱外商外資，推動開放發展；完善外商投資企業社會責任體系，鼓勵外資企業參加社會公益事業，依法保護外資企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共享發展。

註釋

[1]參見商務部網站2023年1月18日發佈數據。

[2]根據商務部《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3》相關數據計算。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4]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11》，

[5]商務部：《中國外資統計公報2023》，

[6]“1+N”投資戰略，又稱“N+1”戰略，指外商企業為分散投資風險，在中國投資經營的同時，又在多國投資設廠。

[7]ing，1998，29（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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