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調研報告多篇

【第1篇】歷史教師形象調研報告

教師作為一個授業解惑的職業，在很多方面需要掌握許多的知識和見識，同時也需要有很好的品質和素養，在教授學生學習時做好一個好的表率作用。為了更好地投入教師事業，從事歷史教學工作，成為同學們滿意的歷史教師，故特此調查同學們與家長心目中理想的歷史教師形象，以此來改進我們的教學課程，此次問卷調研針對福州地區兩所中學，我們分別製作了學生和家長兩份不同的問卷，旨在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明確新時期對歷史教師的形象要求。因此調研數據主要是服務於未來將走上歷史老師職位的人員，從一些數據和總結中，給予他們一些意見，希望可以為他們以後從事歷史教師時起到一定的幫助。

問卷分析

此次調查採用無記名問卷調查和採訪相結合的形式進行。問卷共發出500份，其中有效問卷465份，包括420名學生和45名家長。大學生還和一線歷史教師進行了專業技能交流。此次調研活動深入到中學學生和家長當中，廣泛聽取了同學們與家長最真誠的想法與建議，希望這次調研的數據和結論能為完善課堂教學培訓內容，提升在校師範生專業技能提供借鑑。

此次調研主要結論有以下五點：

（一）堅實的專業知識、廣闊的課外知識和出色的課堂教學能力

老師作為一個教授知識的職業，專業知識是相當重要的，同學們對於上課下課許多的疑惑之處，最直接的想法就是通過老師來進行答疑。因此這就要求，老師並不僅僅掌握本身的專業知識，對於許多的課外知識也要有相當的涉獵。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老師的知識是無限大的，老師有不懂之處，同學們總是比較喜歡與老師一起進行討論和解答。在此次問卷調查中，有92.1%的同學是希望老師遇到不知道的問題時，承認自己不會，承認自己有差距並和學生一起探討解題方法的。因此，老師同樣要有謙虛的態度面對學生的問題和見解。

與此同時，歷史雖然是過去，但是歷史教學卻要面向未來的，掌握現有的歷史的知識遠遠是不夠的，要時刻補充自己的知識儲量，學生對於知識淵博的老師總是會多幾分尊敬和愛戴，這也是和學生交流的基礎之一，這也是老師形象確立的基礎之基礎。

在選擇擁有一定現代多媒體技能的初畢業的歷史老師和有一定中學教學經驗的歷史老師時，很多的學生和家長都是希望兩個是合併的，為此每一個師範生都要抓住每一次實習的機會，增加自己的經驗，瞭解更多的有利於教學的方式，這樣能更好的增加自己的能力和實力。

(二)豐富多樣的講課方式

現在的許多學校都有配置了多媒體教學，同學們現在也更是喜歡通過多媒體教學來上課，有49.3%的同學喜歡老師用通過幻燈片的形式來進行教學。為此必要的計算機能力也是老師應該必備的。同時傳統的教學方式，同學們也是比較關注的，其中有28.9%的同學還是會比較喜歡老師用粉筆板書的形式進行教學。而值得關注的是，還是會有10.4%的學生認為老師念教材，劃重點是有必要的。為此，我認為老師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課程來選擇以哪種方式上課。例如，平常普通的課程可以通過幻燈片和板書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上課，在活動課上可以採用較小組討論，活動的形式，而在學期末複習時可以採用劃重點的形式，讓學生們可以更好的掌握知識。這樣多形式的教學方式，同學們會比較容易接受，同時也可以加強同學們對學習上的把握。

(三)課堂氣氛與學生學習主體性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86%的人認為教學方法是老師應該具備的重要素質之一，老師上課是否風趣是決定學生學習興趣的關鍵，超過半數的人喜歡風趣幽默，生動活潑，笑後即忘類型的老師，這也充分説明了歷史老師的教育風格還是應該以寓教於樂為主，以重點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主。增強課堂的互動，是教師和學生溝通和交流的最好的途徑，因此把握好這個橋樑，對於老師開展更多更加豐富的活動至關重要。

而課堂的活躍程度，最重要的一點無疑就是要把學生這個主體地位展現得淋漓盡致。在課堂上要積極發揮同學們的主動性，75%的人還是十分贊同老師上課提問的，但是有60.7%的同學只是看情況回答老師的問題，因此，老師在設置問題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喜好和學生羣體關注的熱點問題。課堂的提問環節無疑是課堂互動的重要環節，因此把握好問題的力度，是調動課堂氣氛的重中之重。在課後，68.7%的人很樂意完成老師佈置的作業，但是仍然有28.9%的同學只是在應付作業，那麼老師在佈置作業的時候同樣應該充分考慮到學生的興趣。

（四）教師的個人師德相當重要

老師的形象應該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86%的人認為歷史老師最應該具備的素質之一就是熱愛和尊重學生，因此老師的自身素質培養也相當重要，只有建立良好的師德才能真正實現教師形象的昇華。通過調查很少有老師會對學生使用強迫、壓制甚至體罰等教育方法，這是值得肯定的。我們應該看到老師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對學生造成影響。在問卷中，認為老師對自己有存在影響的佔到了學生總數的91.1%，認為因為對一個老師的印象而影響自己的學習的也有着比較大的一部分。為此，我認為一個老師的個人素質和師德是很重要的，它會影響學生們對老師的印象，同時也會影響同學們對本科目學習的興趣，同時也會影響同學們的做人方式。因此這就需要每一位老師要培養良好的師德，這樣便可以更好的教書育人。

同時，調研結果顯示，傳統的師生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今教師不僅充當着“嚴師”的角色，在課餘時間更多地也充當着“益友”的角色，師生互動的頻率進一步增加。

（五）聽取家長的意見，加強與家長之間的互動

在學生教育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的還有家長，許多的家長都希望知道自己孩子在學校中的表現，這就需老師們和家長有一個長期的聯絡機制。為此，老師們要加強自己與家長之間的交流能力和聯絡能力，拓寬交流渠道，更好的對家長及時反饋學生們的情況，也使家長放心的將孩子放在學校中學習。

老師為人師表，但老師也不是萬能的，老師也有犯錯誤的時候，勇敢地在學生面前承認自己的過錯，無疑是一個受益終生的教誨。因此，歷史老師更應該注重反思和總結，來確保自身形象的確立。注重從學生身上吸取養分，從學生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教書育人。

通過此次調查研究，我們最終確立的歷史教師形象包括語言風趣幽默，生動活潑，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感情豐富，語言簡潔；能很好地掌控課堂活躍氣氛，並能夠很好地和學生交流等。對於尚在學校學習的師範生而言，這些能力都是亟待提升的能力，因此希望每一位師範生要努力朝這些方面努力，不斷增強自身的綜合素質，爭取做一名優秀的歷史教師。

【第2篇】媒介對農民工形象構建調研報告

19xx年以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媒體所稱的“農民工”。“農民工”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國家將公民劃分為城鄉兩種身份的的結果，具有時代的侷限性。但在許多城市中，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被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接納，甚至被排斥。他們在城市裏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

們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傳承人類文化、向社會提供消息和娛樂為己任的都市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存在着失衡的狀態。

媒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現象普遍存在。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在某些報道中似乎這些就是農民工的特徵，一個地方一旦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中國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生李紅濤曾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一年間的112則報道樣本做了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道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結果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道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9.8%，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應該在20%～25%之間。在個別事件的報道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

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羣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羣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道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農民工失語現象

面向城市人羣的都市報近xx年來發展迅猛，幾乎每個省會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娛樂類報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受眾只擁有一家全國性的日報。而流行雜誌所面向的讀者羣是城市中產階級；廣播電視節目的策劃追求中產階級的格調和口味；號稱新媒體的網絡不僅在入口處就已經設置了經濟文化的多重障礙，而且各網站的定位有着更明顯的城市化、年輕化、小資化的取向。根據一項外來勞工社會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有40%的人平時參加打牌、逛街、喝酒一類的娛樂活動，35%的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只有25%的人平時有看電視、上網、讀書報等媒介接觸行為。這樣的情況表明，願意接觸媒介的農民工並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媒介針對弱勢羣體的節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農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層原因及後果

傳媒對農民工的歧視，最本質的原因是傳媒產業化促使傳媒極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過程中，他們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將信息資源交由市場規則來進行分配。出於信息成本的考慮，他們到農村去獲取新聞信息的成本遠遠大於在市區內，而收益卻非常小。所以，農民工的信息表達權就在這樣的經濟利益權衡下喪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流動，導致了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羣體的歧視。很多城市人自視甚高，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為了迎合這些市民的論調，媒體的宣傳也逐漸趨向與市民一致，在報道上歧視農民工。

第三，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第一重是被受眾消費，他們消費的是媒體的實體產品，即報紙上的新聞或者電視上的節目等；第二重是被廣告客户消費，廣告客户藉助媒體在受眾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錢來獲得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用以宣傳自己的產品。媒體的第二重消費尤其重要，因為媒體需要這些收入來獲利。而廣告商在選擇媒體的時候，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會在意媒體的受眾是否和自己產品的目標消費者相契合；而從購買力和影響力上來説，農民工不是合適的對象，相反大眾媒體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羣，也就是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所以農民工的話語表達空間就犧牲在媒介的市場邏輯之下了。

譚誠訓認為，農民工的社會形象錯位，是由媒介無形中產生的城市視角造成的。媒體只報道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勢形象，而他們的強勢形象卻一直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説集中反映出我們媒體中存在的那種偏狹的城市視角。通過這樣一種偏狹的視角，農民工在媒體上呈現的只能是弱勢和邊緣的一面。

作為現實狀況，傳媒歧視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傳媒歧視的長遠影響不但會日益加劇社會的知識信息鴻溝，破壞平等公正原則，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同時也會影響和扭曲大眾傳媒自身的發展，導致傳媒最終喪失作為公共領域的價值。

都市媒體如何平衡農民工羣體的報道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媒介作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加強社會各階層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今後的農民工報道中，媒介應該多給予他們關注，全面描繪他們，一方面加強主流人羣對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幫助他們尋找社會認同感。

首先，不要把農民工僅僅看作是農民，而要把農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農民工羣體提供一個強大的利益訴求的表達陣地，讓大眾傳媒發揮社會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體在確立受眾定位時，應該扭轉城鄉二元體制下養成的思維方式。再次，媒體的報道要多聯繫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和合同法等，幫助民工維護他們的權益，而不應該只沉迷於事件的衝突性，追求報道的刺激性。現在已經出台和即將出台的一些相關法規，將會更多地出現在民工權益報道中，成為新聞點，這樣的民工報道將更有指導性和實用性價值。

【第3篇】税務調研報告：樹立形象入民心，優質服務擴税源

樹立形象入民心，優質服務擴税源

對於國家税收的認識，税收的涵義，人們的認識有所不同，但是就税收的概念而言，至少包括這樣幾個共同點：第一，徵税的主體是國家，除了國家之外，任何機構和團體，都無權徵税；第二，國家徵税依據的是其政治權力，這種政治權力凌駕於財產權力之上，沒有國家的政治權力為依託，徵税就無法實現；第三，徵税的基本目的是滿足國家的財政需要，以實現其進行階級統治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第四，税收分配的客體是社會剩餘產品，第五，税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的特徵。税收法律是國家立法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有關税收分配活動的基本制度。國家向納税人徵税，是將一部分社會剩餘產品或一部分既得利益從納税人所有變為國家所有。從税收職能來看，税有調節經濟的重要方面。

税法實施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以從規範作用和經濟作用兩方面進行分析。税法的規範作用是指税法調整、規範人們行為的作用，其實質是法律的基本用途在税法中的體現與引申，具體可分為以下幾種：税法的制定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一個模式、標準和方向，即起到一種指引作用；税法作為法律規範具有判斷、衡量人們的行為是否合法的作用；依靠税法指引的方向和提供的評價標準，可以預先估計到人們相互間將如何行為，從而在税法許可範圍內，對自己的行為做出最合理的安排；税法的強制作用是指對違反税法的行為進行制裁而產生的法律保證，是税收強制性的法律依據；税法的實施可以對以後人們的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作用可以説是税法評價作用與強制作用的延伸。

税法是調整經濟分配關係的法律。因此，必然會產生種種經濟職能，從而使税收的經濟功能在法律形式的保障下得以充分發揮。保證國家財政需求是税收最根本的職能，税收制度成為法律，是國家及時、穩定取得財政收的一大重要保證；調節宏觀經濟是税收的基本職能之一，税收採用法的形式，可以將税收的經濟優勢與法律優勢結合起來，使税收槓桿在宏觀經濟調控中更為靈敏、有力；税收採用法的形式，使其對經濟活動的監督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成為法律監督的組成部分，其約束力無疑在為增強了；在對外經濟效中，税法是維護國家權益的基本手段之一，税收採用法的形式，無疑有助於提高税收維護國家權益的權威性和總體效力，便於在簽訂有關雙邊或多邊國際税收協定時堅持國際通用的法律原則和法律規範，對等處理税收利益關係。

在這裏，我們不禁會問：徵收的税國家用在哪兒呢？作為納税人的我們得到了哪些好處？現代社會運行一個基本常識是，良好的公共服務和社會公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因此而納税。因此國家、政府與納税人之間，就天然存在着一種權責對等的契約關係。換言之，納税人繳納了税款，也同時獲得了權利。而這種權利主要體現於兩個層面，一是體現於納税人與徵税機關的關係。二是從納税人與國家關係的角度而言，體現於憲法所規定的納税人權利。如：城市綠化、經濟建設、社會文教、國防建設、行政管理等等。這些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所相聯繫的。關税的徵收，對於國外傾銷產品起到削弱的作用；對於出口產品免税進入國際市場，加強管理競爭力；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税收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國大財團來華設廠投資，增加我們的就業機會……我想這就是做為納税人最能體會的好處。

對於我市國税工作，敝人提出以下幾點愚見：

首先，對於工作在税務徵收前線的税務工作者們要樹立良好的形象。税務工作者從事税務工作，對於國家税務機關來説税務工作者代表國家税務機關征收管理，徵收關鍵在於税源控管，是國家税務機關與納税人之間的橋樑，對於納税人來説是對納税義務人納税義務的監督。一個企業的形象在整個社會中是不容忽視的，在企業中工作的我們，“企業形象”並不單單是一個很講究的外表，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標誌，更重要的是企業的服務態度。對於我們打工者來説是相互依存的。建議：設立導税服務崗，並實行輪崗制度，定期對前線工作的税務工作者進行業務能力培訓；及時培養具税務專業的年青税務工作者接班人。樹立一個公正、廉潔奉公嶄新的國家税務機關形象，與納税人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

其次，對於在徵收過程中，難以避免在國家税收法規的規定與納税人理解的矛盾，缺乏一個完全具備企業財務與國家税務的“税官”來分析、判斷。這種情況常常是使企業的負責人認為税局要的是多徵一點税，而企業負責辦税的人員兩頭受氣。建議：設立“税官”，使國家税收法規更明晰，及時糾正納税人的誤解。

再者，對於一些由國税局出具完税證明的申請或免税證明申請，應由內設部門完成資料及申請表的內部傳遞工作，節省納税人的時間。建議：可否集中交專管員處，再由內部各相關部門之間傳遞。

在去年的汕頭國家税務局實行敞開式辦公大廳服務；一改以往在申報錄入電腦窗口排長排等候，採用排號機系統管理（儘管排號機在中山、惠州等地早已在税務、金融單位使用）；納税人提出購買發票繳交工本費採取銀行繳款改為現金繳款；也包括這次舉辦“國税與民生”有獎徵文等活動，這也顯示着汕頭國税着眼於實處，致力改善服務，加強與納税人、社會各界的溝通。

最後，建議設立“汕頭國税信箱”接受全市納税人的監督並實行公開化，在每年税務宣傳月舉辦電視台現場“汕頭國税專線”解答全市納税人的疑問和諮詢，對於納税人的心聲要儘快解決與納税人的距離拉得更近。

【第4篇】媒介對農民工形象構建調研報告範文

19xx年以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媒體所稱的“農民工”。“農民工”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國家將公民劃分為城鄉兩種身份的的結果，具有時代的侷限性。但在許多城市中，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被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接納，甚至被排斥。他們在城市裏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

們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傳承人類文化、向社會提供消息和娛樂為己任的都市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存在着失衡的狀態。

媒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現象普遍存在。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在某些報道中似乎這些就是農民工的特徵，一個地方一旦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中國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生李紅濤曾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一年間的112則報道樣本做了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道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結果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道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9.8%，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應該在20%～25%之間。在個別事件的報道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

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羣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羣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道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農民工失語現象

面向城市人羣的都市報近xx年來發展迅猛，幾乎每個省會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娛樂類報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受眾只擁有一家全國性的日報。而流行雜誌所面向的讀者羣是城市中產階級；廣播電視節目的策劃追求中產階級的格調和口味；號稱新媒體的網絡不僅在入口處就已經設置了經濟文化的多重障礙，而且各網站的定位有着更明顯的城市化、年輕化、小資化的取向。根據一項外來勞工社會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有40%的人平時參加打牌、逛街、喝酒一類的娛樂活動，35%的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只有25%的人平時有看電視、上網、讀書報等媒介接觸行為。這樣的情況表明，願意接觸媒介的農民工並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媒介針對弱勢羣體的節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農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層原因及後果

傳媒對農民工的歧視，最本質的原因是傳媒產業化促使傳媒極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過程中，他們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將信息資源交由市場規則來進行分配。出於信息成本的考慮，他們到農村去獲取新聞信息的成本遠遠大於在市區內，而收益卻非常小。所以，農民工的信息表達權就在這樣的經濟利益權衡下喪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流動，導致了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羣體的歧視。很多城市人自視甚高，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為了迎合這些市民的論調，媒體的宣傳也逐漸趨向與市民一致，在報道上歧視農民工。

第三，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第一重是被受眾消費，他們消費的是媒體的實體產品，即報紙上的新聞或者電視上的節目等；第二重是被廣告客户消費，廣告客户藉助媒體在受眾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錢來獲得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用以宣傳自己的產品。媒體的第二重消費尤其重要，因為媒體需要這些收入來獲利。而廣告商在選擇媒體的時候，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會在意媒體的受眾是否和自己產品的目標消費者相契合；而從購買力和影響力上來説，農民工不是合適的對象，相反大眾媒體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羣，也就是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所以農民工的話語表達空間就犧牲在媒介的市場邏輯之下了。

譚誠訓認為，農民工的社會形象錯位，是由媒介無形中產生的城市視角造成的。媒體只報道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勢形象，而他們的強勢形象卻一直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説集中反映出我們媒體中存在的那種偏狹的城市視角。通過這樣一種偏狹的視角，農民工在媒體上呈現的只能是弱勢和邊緣的一面。

作為現實狀況，傳媒歧視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傳媒歧視的長遠影響不但會日益加劇社會的知識信息鴻溝，破壞平等公正原則，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同時也會影響和扭曲大眾傳媒自身的發展，導致傳媒最終喪失作為公共領域的價值。

都市媒體如何平衡農民工羣體的報道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媒介作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加強社會各階層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今後的農民工報道中，媒介應該多給予他們關注，全面描繪他們，一方面加強主流人羣對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幫助他們尋找社會認同感。

首先，不要把農民工僅僅看作是農民，而要把農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農民工羣體提供一個強大的利益訴求的表達陣地，讓大眾傳媒發揮社會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體在確立受眾定位時，應該扭轉城鄉二元體制下養成的思維方式。再次，媒體的報道要多聯繫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和合同法等，幫助民工維護他們的權益，而不應該只沉迷於事件的衝突性，追求報道的刺激性。現在已經出台和即將出台的一些相關法規，將會更多地出現在民工權益報道中，成為新聞點，這樣的民工報道將更有指導性和實用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