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格不破大才難出 媒體籲正確認識有爭議的人才(精選多篇)

第一篇：大格不破大才難出 媒體籲正確認識有爭議的人才

最近一期《瞭望》雜誌刊出署名李永忠的文章指出，優秀人才的出現與成長，通常都會伴以爭議。而面對有爭議的人才，切不可以將其一筆抹殺，也不應將其長期留置觀察，而應給其設立一條“快速通道”，提供一個展示才幹的平台。文章説，有爭議並非壞事，通過正常的爭議，優者自當更顯其優，不優者也會相形見絀。正常的爭議不僅可以廣開言路，而且可以使被爭議者始終保持頭腦清醒，更加謹慎並盡心盡力。文章指出，對人才的“爭議”應通過“五看”來辨別。一是看爭議的主體：誰在爭議？二看爭議的客體：爭議什麼？三看爭議的場合：在何處爭議？四看爭議的時間：什麼時候的爭議？五看爭議的結果：總的評價是好還是差？文章説，由於相當一段時間對爭議不能正確認識對待，優秀人才通常因爭議而大器晚成。有的因爭議而導致發現晚，有的因爭議而致使肯定晚，有的因爭議而提拔使用晚。文章因此建議給給大器晚成者提供一條快速通道，給有爭議者提供一個展示才幹的平台。除開給那些“年輕化”和“少年得志”的人才設立“直通車”，也應在制度上為“有爭議”的優秀人才和大器晚成者設立一條“快速通道”。大格不破，大才難出。文章指出，不要讓有爭議的人才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如果能採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大膽啟用雖有爭議但確實具大器之才中的出類拔萃者，如此“徙木立信”，將會調動和激發更多的人的積極性。

第二篇：鄧大才：“農民增收難”現象新解

（內部資料 僅供參考）

鄧大才：“農民增收難”現象新解

作者：鄧大才，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長期從事農村問題研究，如小農問題及其方法論、土地問題、糧食問題與制度經濟學等，學術成果豐碩。

農民增收難在客觀方面存在以下三個大問題。

一、農民增收的發展極限約束

農民增收的第一個約束條件：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不能高於或者相當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

按照資源配置的原則，資源總是從利潤或者收入低的地方、產業流向利潤高或者收入高的地方、產業。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農民進城、讓農民市民化。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社會總要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這是兩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才能夠讓農業文明變成工業文明，如何讓農業資源流入城市和非農產業。用計劃經濟手段平調不行，只能通過市場的作用，讓城鄉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有較大的差距，非農產業和城市才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農村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才會以較快的速度流向城市，才能夠順利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所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反之，如果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與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當，或者高於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不管用什麼辦法，不考慮可能性），農村剩餘勞動力如何能夠被城市所吸引而轉移，如何能夠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呢？資源配置理論表明，資源總是向利潤最高的產業和區域流動。試想，在城鄉居民收入相當的情況下，或者按照有些專家開的“處方”，要使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高於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以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農民不僅不會進城，反而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都會“迴流”農村。資源的這種反向流動與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相悖，即與農村逐步城市化，農民逐步市民化的趨勢是相沖突的。因此，農民的收入的增長幅度不能等於、更不能大於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

農民增收的第二個約束條件：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不能高於農村財富的增長速度。

按照馬克思的分配理論，消費資料的增長速度要適當慢於生產資料的增長速度，即收入的增長速度要低於財富或者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否則就是國民經濟的“超分配”，影響擴大再生產的順利進行。1990—2014年，第一產業的增加值年均增長速度為3.8%，而二、三產業的增加值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3.55%和9.06%，分別是第一產業的3.57倍和2.38倍。按照馬克思的分配理論，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要以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為極限，即不能高於第一產業的增長速度，非農產業生產者的收入增長速度要低於非農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從理論上講，在目前第一產業和非農產業增長速度差距如此大的情況下，沒有理由要求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相當於或者高於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

反之，如果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大於農村財富增長、或者是農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甚至大於非農產業居民的增長速度，超農業增加值增長速度、超財富增長速度的分配份額從哪裏來？來源只有一個：國家財政支持或者“挖工補農”。但是財政長期維持超經濟發展水平的收入分配，顯然不現實，市場經濟條件下“挖工補農”也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這不是一條雙贏戰略，而且我們也不能再走過去“挖農補工”的老路。所以，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適當低於農村財富的增長速度，低於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增長幅度有其內在的邏輯性。

二、農民增收的增長規律約束

1.從消費環節來看，農業效率增長“陷阱”的自動減效機制作用不斷增強。農民增收必須依賴於“三農”外部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企業為農業所提供的市場，市場越大，農民增收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城市居民提供的市場受凱恩斯定律和恩格爾定律雙重限制。隨着人們收入的增長，其收入用於積累的份額增大，用於消費的份額下降，即人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遞減趨勢。農業是消費資料生產部門，人們的消費需求的相對縮小限制了農業效率的增長，因此，當人們的農產品消費基本滿足以後，農業自動減效機制就會發生作用，農業效率的增長自動掉入凱恩斯定律和恩格爾定律設置的“陷阱”中，儘管產量不斷增加，但是效率始終無法提高，效率無法提高，農民的收入也就難

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城市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從1980的56.7%下降到2014年的37.7%。因此，農民增收受制於城市居民恩格爾係數。如2014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703元，比2014年增加835元，這835元只有314元用來購買農產品。2014年全國城鎮只有5.0212億人，其增加的收入可以用來購買農產品的收入為1577億元。這就是城市居民為農業提供市場、可以幫助農民增收的最大極限值。

2.從農民收入對農業產出增長的敏感性來看，統計資料顯示，改革以來農民收入對農業產出增長的敏感性呈下降趨勢，這就意味着農民收入來源的多元化，同時也意味着由於供求和價格機制的作用而使農業增產目標與農民增收目標表現出不一致，收入對產出的彈性持續下降，農業創造收入的能力減弱了。過分偏重於增長的農業發展模式已不可能使農民的收入得到較快的增長。而最近幾年以來，由於鄉鎮企業對農業的拉動作用趨緩，再加上城市化發展滯後，農民非農收入增長趨緩，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3.從產業互動關係來看，農業相對萎縮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因為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城市二、三產業的高速發展，勢必提高其在經濟增量和經濟存量中的比重，農業雖然也處在增長的態勢，但是增長速度不及二、三產業發展速度，所以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相對下降。

4.從工農業的比較優勢來看，農業比較優勢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收入上升時，由於食品的需求彈性小於其他商品，使農業比較優勢逐漸喪失，而比較優勢的喪失將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當農產品與工業品相比有比較優勢時，資源將會主要用來生產農產品，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製造業中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工業品的比較優勢逐漸明顯，而農產品的比較優勢逐漸下降，從而使勞動力和資本逐漸向工業轉移，這就必然會使農業的增長速度慢於製造業的增長速度，使農業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

三、農民增收的投入要素約束

1.農業人口多，剩餘勞動力轉移的任務重，壓力大，時間長。過高的農業人口比重決定了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任務艱鉅，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予以解決，而農業剩餘勞動力不能解決，“三農”問題就不能解決。威廉·阿瑟·劉易斯(w·a·lewis)認為，由於傳統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比較多，勞動

力供給是無限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其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於零甚至是負數，農民的報酬極低。按照他的邏輯，在剩餘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農民的收入將始終處於停滯狀態。按照有關專家測算，現在我國農村大約有4億勞動力，而現在的耕地和生產力水平僅能容納1億勞動力，也就是説有3億人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農村人均勞動生產率要提高，必須將三億剩餘勞動力全部轉移出去。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進入工業化中期後，還有如此高的農業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要轉移。這也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特殊性。

2.人均資源少，特別是人均耕地少。農業主要依賴於水資源和土地資源，但是這兩種資源的人均數量都較低。我國人均所擁有的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資源問題則更加突出。2014年全國耕地實際保有量僅為19.24億畝，人均耕地不足1.59畝，14個省區的人均耕地不足1畝，其中有6個省區的人均耕地低於0.5畝，全國有20%（463個）的縣（市）人均耕地低於0.5畝，有30%（666個）的縣（市）人均耕地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86畝的警戒線。這麼少的耕地,無論種什麼，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按照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一個農民種植15畝地，即一家種植40—50畝地是比較正常的，如果達到這麼一個生產經營規模，就可以初步獲得單體規模經濟效應。而現在農户的經營規模只有單體經營規模的1/10。分散經營的小農業不可能獲得規模效應。不僅如此，經營規模如此小的耕地還必須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即保證12億人口的糧食供給問題，農民的就業生存保障功能等。據有關專家預測，要保證我國糧食供給的經濟安全，糧食種植面積不能小於16億畝。這意味着能夠機動種植其他高附加值經濟作物的耕地只有3億多畝，這就決定了大部分的耕地只能種植比較效益低的糧食。人均耕地本來就不多，而且這不多的耕地還必須以種植糧食為主。另外。要保證農民的就業和生存保障，土地必須失去作為生產要素所具有的流動性、效率性。

3.農業資本的極度缺乏，農業生產經營難以為繼。農業資本的極度缺乏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個因素是長期的非農化發展戰略。非農化發展戰略就是通過行政手段將有限的資金、資源用來加速發展工業。這一政策保證了工業發展的需要，但是農村、農業和農民卻付出巨大的代價。據統計，1952—**年，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和農業税從農業中抽走

近1萬億元資本，而國家支農資金僅3000億元，淨流失7000億元。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仍然通過各種渠道收取和轉移農業資源和農民剩餘，據有關專家預測，每年大約1000億元左右。另外就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農業比較優勢下降導致資本外流。由於農業失去了比較優勢，務農的資本收益率較低，農村資本不斷向外流出。2014年農村信用社流出4639.9億元，郵政儲蓄流出3781億元，商業金融部門流出2014億元至3000億元，這三個部分合計約10420.9億元（商業銀行以2014億元計算）。流出的資金是當年農業增加值14212億元的73.32%，是當年全國金融機構農村貸款的2.13倍。也就是説，2014年農業創造的財富有73.32%流出了農村，農業不僅沒有得到金融部門的資金支持，而且還向外淨流出5532.01億元。資金成了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農民增收取決於能夠留下來的資金（包括農民的自有資金）。這裏有兩個極限約束，一個是取決於務農資本收益率（務農資本收益率低於社會資金平均收益率），另一個是取決於務農資本總量（從資金角度看，農民能夠增收的總額為務農資金總額與資本收益率的積）。這兩個極限值共同制約了農民收入增長水平。

4.人力資源素質約束。人力資源理論的實證研究證明，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綜合能力，對生產起重大的促進作用，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資源的素質主要來源於教育。世界銀行《1991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時間增加一年，gdp就會增加9％。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核心，美國1929至1959年的經濟增長有29%至56%來源於教育。教育與農民增收有更直接的正向關係，農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但是我國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卻很低，截至1998年底，全國農民受教育程度為：100個農村勞動力，文盲、半文盲為9.56%，國小文化程度為34.49%，國中文化程度為44.99%，高中文化程度為9.15%，中專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分別為1.46%和0.37%，平均受教育程度為7.4年，而發達國家則達12年以上。許多農民不僅勞動技能較低，而且市場知識缺乏，不能根據市場的變化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不能按照現代管理方式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可見，素質低也是制約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

第三篇：“寒門難出貴子”,究竟難在哪？

“寒門難出貴子”，究竟難在哪？

“做了１５年老師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近日，一名教師在網上發帖稱，現在成績好的孩子越來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網上引起廣泛熱議。

“知識能夠改變命運”是很多農村孩子努力學習，希望早日跳出“農門”的救命稻草。然而，這一“跳”卻變得越來越吃力。有調查發現，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９０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佔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２０１０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佔總人數的１７％。可那年的大學聯考考場裏，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６２％。

是什麼擋住了窮孩子進名校的道路？城鄉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難辭其咎。當城市加大公辦民辦幼兒園投入的時候，很多農村的幼兒教育還是空白。“起跑線”上農村孩子就落下了一截。再觀義務教育的差距更加明顯。農村教育投入差、辦學條件差、師資力量弱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而城市不光集中着優質的教育資源，更可以通過花錢共建、擇校、名師輔導和參加競賽等各種途徑，獲得加分、保送、自招等政策上的照顧，讓“豪門出貴子”的機率越來越大，加速在教育公平上的貧富分化。

一個社會的公平不光是財富分配的公平，更是人人擁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平等。而教育公平是實現人生起點公平和社會公平的基礎和最有效途徑。只有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機會，“知識改變命運”才成為可能，社會階層間才可能順暢流動，從而穩固國家的社會結構。否則，教育不公導致的窮者愈窮，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將會堵塞底層的上升通道，加速階層固化，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諧。

不可否認，近年來，各級政府在扭轉城鄉教育差距，實現公平教育資源上已經邁出了一大步，但“寒門學子難出貴子”引發的熱議再次給有關部門敲響了警鐘。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所在，面對令人擔憂的一系列數據，教育要想重拾“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心，亟需政府有關部門，加快腳步，加大改革，捨得投入，儘快彌補農村教育欠賬，同時，徹底扭轉城鄉二元的教育制度安排，統籌城鄉教育發展，讓所有的孩子“同在藍天下，共享一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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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寒門再難出貴子

1. 寒門再難出貴子

作者：永樂大帝二世

現在越來越看清楚“性格決定命運”，性格這東西是熔透與骨髓的，性格的養成和學校教育沒有多大關係，大多決定與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從大學畢業出來的第一步，往往起到至關作用的是家庭背景，也就是從起跑線普通家庭的孩子就輸了一大截。

在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當金錢決定一切，成為人得終極信仰的時候，這時候也是“門閥”、階層相應出現的年代。

一羣...

第五篇：寒門再難出貴子

“寒門再難出貴子”教育公平讓人心涼

“做了15年老師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近日，一名教師在網上發帖稱，現在成績好的孩子越來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網上引起熱議。原帖點擊率已經達到40多萬次，3000多個回帖，還有不少網站轉載。

“寒門難出貴子”引發了網友普遍共鳴，無獨有偶，8月4日，《南方週末》也發表封面文章提出質疑《窮孩子沒有春天？——寒門子弟為何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文章認為：“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三十年來，國家的轉型在繼續，但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卻在逐漸陷入停頓。

社會學把由於經濟、政治、社會等多種原因而形成的，在社會的層次結構中處於不同地位的社會羣體稱為社會階層。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稱為階層固化。“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有關數據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佔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4級農村生源僅佔17%。

造成“寒門再難出貴子”直接原因，在於當下的一些大學聯考政策。誠如北大湖北招生組負責人朱懷球所問：“保送、加分、自招等大學聯考政策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寒門子弟拿什麼和他們競爭？靠什麼改變命運？” 事實上，不僅“寒門再難出貴子”，不僅農村家庭對“知識改變命運”在失去信心；在求職上，農村學生同樣處於劣勢。現實屢屢表明，競爭(請幫助宣傳好範文 網)者個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脈關係；這在一些公務員考試和壟斷國企招聘時，表現得尤其明顯。於是，“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概念日漸清晰，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

上海大學顧駿教授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在我看來，這一劃分不僅形象地描述了中國階層的現狀，也指出了階層固化的根源。而這就是權力的異化。公共權力私有化、公共權力部門化、權力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制度化、權力使用交易化等，都是權力異化的表徵；而階層固化則是權力異化的副產品。在我看來，要想“寒門出貴子”存在可能，歸根結底是要約束與規範公權力，以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平等的競爭機會和上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