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多篇

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 篇一

【論文摘要】本文分別論述了不同地域、不同學習目的及不同年齡的留學生在中國學習漢語過程中的文化學習狀況，教師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分析、總結，突出實際教學中文化滲透的方法手段，以期促進對外漢語教學科學化、合理化。

語言教學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重點，文化滲透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難點，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存在着差異，可能會造成對語言的理解和運用的偏誤，造成語言行為的障礙。本文針對外國留學生中不同地域、不同學習目的及不同年齡的區別，提出與之相對應的文化滲透的教學方法，以期解決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對於不同地域的學生，教師根據其語言特徵加以區分進行教學實踐

屬於非漢字文化圈的歐美留學生因為母語的影響，已經有一套自己的母語思維及表達方式，由於漢字和拼音文字屬於完全不同的兩種體系，拼音文字為表音文字，主要依靠聽覺感知，漢字屬於音義結合的信息量豐富文字。對於母語為拼音文字體系的留學生來説，他們習慣於聽説，不注重讀寫，因此會導致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受限制。針對此類學生特點，不能急於將漢字體系灌輸給學生，否則會造成學生心理負擔，從而產生對中國文化的牴觸心理，打擊學生積極性，教師應在教學中發揮學生的聽説優勢及思維活躍、動手能力強的優勢，由簡到難，通過模擬對話的方式在實際教學語境之中讓學生理解中國的文化，也可利用圖片、多媒體教學等直觀形象的教學方法，增加他們探索傳統文化的興趣，通過介紹有影響的旅遊風景名勝，將其中的文化內容貫穿其中，讓學生生動活潑地理解中國文化。

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日韓留學生對漢字有着強烈的字感，其本國文字書面語中有許多借用的漢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曾對眾多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的許多國家產生過重要的影響，這些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大量地吸收了中國文化營養，因此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他們能夠通過自我激活的方式充分利用母語中所學到的漢字來加強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些學生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進行更多的實際練習，通過閲讀、看電影、漢字書寫比賽等方式充實學生的記憶庫，逐漸豐富學生的漢字信息，積累漢字量，擴展文化知識面，使學生深人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熟悉中國文化並嘗試運用在現實交際中。

根據來華學生的學習目的不同，教師可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

有的學生學習漢語是為了將來能從事與漢語有關的工作。對於這類學生教師要先幫助學生過語言關，着重鍛鍊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設置環境進行模擬對話練習，教學過程中語言教學不是獨立的，而是伴隨着文化的滲透，學生在將來的工作中接觸、面對並要運用中國文化進行交際是不可避免的，這需要學生理解中國文化並嘗試適應它，教師可通過場景模擬、指導學生主動與中國人交際等方式讓學生更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

有的學生學習漢語完全是個人興趣愛好，抱着充實自己的目的來到中國，想要了解更多關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對於這類的學生，提倡興趣學習，教師可積極利用圖片展覽、實地參觀等方式可以減少學生開始學習的焦慮，刺激學生的學習興奮點，實現愉快學習情緒，使學生在提高漢語基礎的情況下，自覺閲讀大量歷史、文化、地理等書籍，讓中國文化在學生的自然學習狀態下滲透。除此還可結合多媒體等先進教學手段，突出跨時空特點，變平面教學為多元立體化教學，增強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程度。

有的學生以學習漢語語言為橋樑在中國上大學，學習各類專業知識。這類學生學習的側重點是語言，常常會忽略中國文化的學習。對於這類學生，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巧妙地進行文化的灌輸，針對學生將要學習的專業情況，通過講故事、説新聞、看記錄片等方式使學生不僅能夠學習語言，在無形中潛移默化的瞭解文化。

根據學生的年齡不同，由接受能力決定教學方法

對於年齡較小的學生來説，他們的接受能力、模仿能力都很強，但因為年齡偏小，面對本土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時，可能會出現無法理解的現象，有可能放棄漢語和漢語文化的學習。因此，對於這類學生，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設置遊戲環節、競賽模式，將文化知識貫穿於這類方法之中，活躍課堂氣氛，增強課堂的趣味性，使學生在娛樂中理解中國文化的點滴內容。

對於大學生來説，他們有着較強的自控能力和判斷能力，自己也有一套成型的學習方法，對於文化衝突，他們的反應很可能會出現極端情況，就是認為自己本土文化一切都好，外來文化難以接受，這對於教學來説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對於這類學生，教師不能要求學生必須接受中國文化、理解中國文化，應採取漸進的對比式教學方式，應通過對學生學習語言的規律、智力、學能、學習策略，還有情感因素、動機和態度、性格等等，有選擇的進行文化引導，使學生在自己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對比的認識中國文化，理解文化差異，達到教與學的平衡狀態。

對於年齡較大的成年人來説，由於生活閲歷豐富，對漢語文化理解較為容易，這類學生能夠積極汲取中國文化的長處，自覺學習，對於這類學生教師應鼓勵他們增強自信心，擴展知識面，可適當進行拓展練習，為學生補充更多的內容，充實學生的文化信息，提高學生文化修養，使學生自如地將所學內容運用於生活之中。

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 篇二

關鍵詞：漢字；去漢字化；再漢字化；漢字轉向

H12

一、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

“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這個題目以“普通語言學”的眼光審視，暗含着一個“制度陷阱”，因為它預設了漢字的文化屬性，而文字的定義――依西方文化的教誨――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內涵。手頭一本已經翻爛了的倫敦應用科學出版社《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譯本）對文字的定義是：“用慣用的、可見的符號或字符在物體表面把語言記錄下來的過程或結果。”也就是説，文字的存在價值僅僅是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個冰冷的定義讓中國人顯然很不舒服，它和我們傳統語文對漢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龍飛鳳舞”乃至“字裏乾坤”――距離太遠了！抽出我們的《辭海》，看看它對文字的定義：“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擴大語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際功用的文化工具，對人類的文明起很大的促進作用。”這就在西方語境中儘可能照顧了中國人獨有的漢字感覺。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首先是因為漢字字形有豐富的古代文明內涵。且不説漢字構形映射物質文明的林林總總，即在思想，如《左傳》“止戈為武”，《韓非子》“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字形的分析總是一種理論的闡釋，人文的視角。姜亮夫先生説得好：“整個漢字的精神，是從人（更確切一點説，是人的身體全部）出發的。一切物質的存在，是從人的眼所見，耳所聞、手所觸、鼻所嗅、舌所嚐出的（而尤以‘見’為重要）。……畫一個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輕重為判。牛羊虎以頭，人所易知也；龍鳳最詳，人所崇敬也。總之，它是從人看事物，從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們可以説漢字的解析從一開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義，而不僅僅是純語言學的意義。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又因為漢字構形體現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結構規則甚至帶有文化元編碼性質，這種元編碼成為中國人各種文化行為的精神理據。漢字在表意的過程中，自覺地對事象進行分析，根據事象的特點和意義要素的組合，設計漢字的結構。每一個字的構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種樣式，或者説是造字者對事象內在邏輯的一種理解，而這種樣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為基礎的。也説是説，漢字的孳乳，是一個由“一”到“二”的過程，由單體到合體的過程，這正體貼了漢民族“物生有兩”、“二氣感應”、“一陰一陽謂之道”的文化心理。

漢字的區別性很強的意象使漢字具有卓越的組義性。萊布尼茨曾説漢語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世界夢寐以求的組義語言，而這一特點離不開表意漢字的創造。在漢語發展中大量的詞語組合來自漢字書面語的創新，由此大大豐富了漢語書面詞彙。組義使得漢字具有了超越口語的強大的語言功能。饒宗頤曾説：“漢人是用文字來控制語言，不像蘇美爾等民族，一行文字語言化，結局是文字反為語言所吞沒。”[2]183他説的正是漢字極富想象力且靈活多變的組義性。難怪有人説漢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漢字可以無限地組合，而拼音文字則是“雕版印刷”了。比較一下“鼻炎”與“rhinitis”，我們就可以體會組義的長處。《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準備上醫學院了，卻站在介紹課程的公告欄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個將要上大學的人，對要學的專業居然“一字不識”，這樣的情節在中國人聽來匪夷所思。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更在於漢字的區別性很強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語言”作用，維繫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漢字的這一獨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為過。索緒爾晚年在病榻上學習漢字，明白了“對漢人來説，表意字和口説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説的詞發音相同，他們有時就求助於書寫的詞來説明他們的思想。……漢語各種方言表示同一觀念的詞都可以用相同的書寫符號。”[3]51漢字對漢語“言語異聲”的表達進行觀念整合，達到“多元統一”。這樣一種“調洽殊方，溝貫異代”（錢穆語）的功能，堪稱“天下主義”！一位日本友人説，外國人講日語，哪怕再流暢，日本人也能發現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國大地，中國人並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為她是香港人或台灣人；而在南方，人們則以為她是維族人。中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整合性，在這位日本人看來，與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語。（當然，漢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義是不一樣的。）漢字的觀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極富包容性的諧音將漢語各方言文化的異質性在維護其“言語異聲”差別性的同時織入統一的文化經緯，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極富想象力的意象將統一的文化觀念傳佈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質文化的規範和力量。由此我們可知，漢字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是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正如柏楊所説：“中華字像一條看不見的魔線一樣，把言語不同，風俗習慣不同，血統不同的人民的心聲，縫在一起，成為一種自覺的中國人。”[4]472

與漢字的觀念整合性相聯繫的，是漢字的諧音性使地方戲曲有了生存空間。漢字的觀念整合走意會的路徑，不涉音軌，客觀上宕開了方音藝術的生存天地。在漢字的語音包容下，漢語各方言區草根性的戲文唱腔與官話標準音“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相安無事，中國幾百種地方戲曲源遠流長，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難以想象的異彩多姿。漢字保護了方言文化生態多樣性，也就保護了中國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認同和家園意識。當然，這種保護是有代價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戲曲，不再具有漢字的書寫性，從而不再在中華“雅文化”或者説主流文化中具有話語權。

漢字作為一種文化，在漢民族獨特的文學樣式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這裏，與其説是漢字記錄了漢文學，毋寧説是漢字創造了漢文學的樣式。在文字產生前的遠古時代，文化的傳承憑記憶而口耳相傳。為便於記誦，韻文形式的歌舞成為一種“講史”的儀式。聞一多解釋“詩言志”之古義即一種歷史敍事。然而，隨着社會生活的複雜化，“韻文史”漸漸不堪記憶和敍事之重負，西方產生了散文化的敍事詩，而中國卻是詩歌在與散文的“混戰”中“大權旁落”，淡出講史的領域，反過來強化其詩。在這一過程中，漢字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復旦大學的張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頗有見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決定一種詩的存在方式。”一方面，“與西方文字相比，中國文字具有單音的特點。單音易於詞句整齊劃一。‘我去君來’，‘桃紅柳綠’，稍有比較，即成排偶。而意義排偶與聲音對仗是律詩的基本特徵。”西方藝術雖然也強調對稱，但“音義對稱在英文中是極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單複音錯雜。”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嚴密，不如中文字句構造可以自由伸縮顛倒，使句子對得工整。”張新認為，“中國文字這種高度凝聚力，對短小的抒情能勝任，而對需要鋪張展開描述的敍事卻反而顯得太凝重與累贅。所以中國詩向來注重含蓄。所謂練字、詩眼，其實質就是詩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復旦大學的“語言與文化”課上，一位2003級新聞系同學對漢語是什麼的回答，此時聽來更有體會：漢語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漢宮秋月；是珠落玉盤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門，“吹”、“綠”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詩經》，魂兮歸來的《楚辭》；是千古絕唱的詩詞曲賦，是功垂青史的《四庫全書》……

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漢字記載了浩瀚的歷史文獻，漢字形成了獨特的書法和篆刻藝術，漢字具有很強的民間遊戲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們用新的視角審視這個歷久常新的問題，我們就會從中找到中西語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學術的根本分野。此時，我們完全可以重新為漢字定義：漢字是漢民族思維和交際最重要的書面符號系統。

二、從去漢字化到再漢字化

中國獨特的人文傳統有三個通融性：

其一是國小（語言文字學）與經學的通融。許慎強調想接緒歷史傳統、讀懂儒家典籍，就必須對漢字的形音義關係進行正本清源，字義明乃經義明，國小明乃經學明，強調漢字是“經藝之本”：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許慎《説文解字序》）許慎的“本立而道生”實際上藉助字學（國小）建立了經學與識古（史學）之間的同構關係，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帶來的歷史認同危機。經學建立的記載闡釋歷史的模式得以延續。

其二是經學內部表現為文史哲的通融。蘇軾説：“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在我們看來，這“意”，就是漢字元編碼為傳統文史哲提供了統一的思想資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經學家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經、史之所以相通，實際上基於漢字的表意思維或元編碼：表意漢字既是一種對事實的照錄（“史”的方式），又是一種對世界的形象表達（“文”的方式），還是一種對現實獨特的認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實為漢字表意性元編碼的體現。

其三是國小內部表現為語言與文字、書寫文本與非書寫文本的通融。我們分別表述為字詞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詞通融：漢字傾向於使自身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符號來記錄漢語的語符（語素或詞），這要求漢字保持一個有意義的形體、一個音節、一個詞義三位一體。這種對應使得漢字的字義與詞義、字形與詞形之間難分難捨，呈現一種跨界、整體通融性，體現了漢字與漢語獨特的既分離又統一的張力關係。再看名物通融：從言文關係看，漢字代表的是一個語言概念單位，而從名物關係看，漢字對應的則是一個現實物，這就要求漢字對現實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繪畫性特徵。如“仙”這個簡化字，字面義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達某個現實物的。漢字的這種意象性打通了書寫與繪畫、書寫與物象的界線。這種書寫與非書寫之間的越界，進一步造就了漢字書法、文人畫這樣的書寫編碼與非書寫圖像編碼相通融的文化景觀。

這三個通融顯示了漢字在中國學術傳統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説明漢字不僅是漢文化的載體和存在基礎，也是中國語文得以建構的基本條件。

中國語言學的科學主義轉型主要發生在“五四” 前後的新文化思潮時期。該思潮引進了西方語言中心主義的立場，把文字看作是單純的記錄口語、承載語言的科學工具，因此將是否有效地記錄語言和口語看作是文字優劣的唯一標準。根據此標準，遠離口語的漢字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眾矢之的。廢除漢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本站， 進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顛覆，這成為“五四”時代的主流思潮。我們將這種思潮稱之為“去漢字化”運動。此後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去漢字化”一直是中國學術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八十年代起，去漢字化所造成的傳統斷層越來越受到關注和批評。不斷有學者強調寫意的漢字與寫音的字母之間的文化差異，認為漢字是獨立於漢語的符號系統，要求對漢語、漢字文化特性重新評估，提出藝術、文學創作的“字思維”或漢字書寫原則，而中西文化的差異在於“寫”和“説”、“字”和“詞”。對去漢字化和全盤西化的批判，越來越表現出迴歸漢字的情緒，“再漢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語言學，是“再漢字化”思潮的先聲。文化語言學把語言學看作是一種人學，把漢語言文字看作漢文化存在和建構的基本條件。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中以陳望道、張世祿、郭紹虞等前輩學者為代表的本土學派的研究傳統的繼續，文化語言學強調漢字漢語獨特的人文精神，強調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漢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漢語，尤其注重漢語中的語文精神即漢字所負載的傳統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紹虞是最早提出漢語的字本位性的學者，文化語言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並在進入21世紀後逐漸匯通中國社會科學諸領域，進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設兩大主題。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評五四以來漢語研究的西方語本位立場[6]，五四以來現代漢語研究是“印歐語的眼光”[7]，將“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歸結為“去漢字化運動”[8]，五四以來中國學術在西方文論面前患了“失語症”[9]，五四本站運動過於強調語言的斷裂性，要對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走向進行重估[10]，反思現當代文學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對八九十年代出現的以漢字本位為特徵的“母語寫作”思潮進行總結[12]，《詩探索》從1995年第2期起開闢專欄，發表了大量有關“字思維”的文章。有論者認為，關於母語思維與寫作的討論，“將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前一次可能扭轉今後中華文化乾坤的大討論。”

文化建設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強調漢字對漢語的影響及漢語的字本位性質，提出文化語言學理論、漢字人文精神論（申小龍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語言理論（徐通鏘1992、1998，蘇新春1994，潘文國2002）；提出或倡導文學的“字思維”原則（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嶽川1996）；提出漢字書寫的“春秋筆法”是中國學術的話語模式（曹順慶1997）；中國經學是“書寫中心主義”（楊乃喬1998）；提出以漢字和漢語的融合為特徵的“語文思維”概念（劉曉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異在於“寫”和“説”、“字”和“詞”（葉秀山1991）；提出漢字是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強調漢字與漢語的關係既是漢語的最基本問題，也是漢文化的基本問題（孟華2004）。

“再漢字化”思潮或中國學術的“漢字轉向”的核心問題是漢字與漢語、漢字與漢文化的關係以及漢字在這種關係中的本位性。

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學術轉型都是圍繞漢字問題展開的，抓住這一點，中國學術和中國思想史的許多根本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國家，由於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學術界普遍將文字看作是語言的工具，文字學甚至不是語言學內部的獨立學科。國內學術界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引進了一種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的文字學立場，將漢字處理為記錄漢語的工具，漢字的性質取決於它所記錄的漢語的性質，漢字獨立的符號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嚴重忽視。重新評估漢語言文化的漢字性問題就是文化語言學的“再漢字化”立場。它不是簡單地對傳統語文學的肯定和迴歸，而是要求重新估價漢字在漢語言、文學、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實現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差別化和對話：一方面使自己成為西方學術的一個有積極建設意義的“他者”，同時又使西方學術成為中國學術的積極發現者。因此，中國學術二十一世紀面臨一個“漢字轉向”的問題：漢語和漢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漢字的可能性基礎上的，這是中國學術，包括漢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文化存在的基本條件。這種“再漢字化”立場，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為世界學術所貢獻出的最為獨特的東方理論視角。

“再漢字化”轉向，也順應了世界學術的大趨勢。當代世界學術經歷了兩個重要的轉向，一是語言學轉向、二是文字學或圖像轉向。

所謂語言學轉向，主要表現在文史哲諸人文領域開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條件是建立在語言的可能性基礎上的，文學、史學、哲學都開始關注語言問題，並從語言學那裏吸取方法論立場。復旦大學的文化語言學在八十年代舉起了中國學術語言學轉向的大旗，其語言文化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界、文學界等人文學科領域均產生了重大影響。

所謂的文字學轉向，一般認為肇始於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哲學。他的“文字”概念是廣義的，泛指一切視象符號，如圖像、雕塑、表演、音樂、建築、儀式等等，當然也包括漢字、拉丁字母這樣的狹義文字。德里達的基本觀點是，現實、知識、真理和歷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礎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慮自己研究對象的存在條件時，由對其語言性的思考再進一步轉向對語言、文字、圖像三者關係性的思考。因為現實、歷史和知識不僅僅是以語言為存在條件的，文字、圖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讀圖時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漢字是一種極為獨特的符號系統，它處在語言和圖像中間的樞紐位置，它既具有圖像符號的視覺思維特性，又具有語言之書寫符號的口語精神。中國文化的漢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圖像思維，又抑制了漢語方言的話語精神，漢字自身替代了圖像、話語，成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學、知識、思維、現實存在的最基本條件。這就是漢字的“本位性”問題。該問題構成了中國學術、中國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問題，學術界和文化界對該問題的覺醒和重新闡釋，這就是“漢字轉向”或“再漢字化”。中國文化語言學在引領中國上個世紀末的“語言學轉向”之後，再次擎起“文字學轉向”的旗幟，這是時代所賦予的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再漢字化提出的漢字文化的新視角，基於這樣一種學術理念：語言（言）、文字（文）和視象符號（象）三者構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條件。中國語言、學術、文化的基本問題是一個漢字的問題，即以漢字為樞紐，在言、文、象三者的對立統一關係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個要素，並將這種以漢字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離又統一看作是中國學術、中國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條件。它要求我們衝破傳統學科分治的壁壘，在一個大漢字文化觀的格局下進行學術研究。這種學術立場也可叫做“新語文”主義。

以“再漢字化”為宗旨的漢字文化新視角研究，具體圍繞五個基本主題：

第一，漢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漢字的語言性研究。

第三，漢字的符號性研究。

第四，漢字書面語研究，具體分為三個層次：

（1）現代漢字書面語的歷史發展研究。

（2）現代漢字書面語的文化特性研究。

（3）現代漢字書面語的網絡形態研究。

漢字文化新視角的研究，預示着中國語言文化研究在一個世紀的“去漢字化”的歷程之後，將要實現“再漢字化”的世紀轉向。這一轉向的本質就是在中國文化的地方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融通的過程中，重新確認漢字在文化承擔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遠大前景。

參考文獻：

[1]姜亮夫。古文字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商務印書館，1980.

[4]柏楊。中國人史綱（上）[M].中國友誼出版社，1998.

[5]張新。聞一多猜想――詩化還是詩的小説化//新詩與文化散論[M].學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龍。人文精神，還是科學主義？20世紀中國語言學是思辨錄[M].學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鏘。語言論[M].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8]孟華。漢字：漢語和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9]曹順慶，李思屈。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J].文藝研究，1996，（2）.

[10]鄭敏。世紀末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J].文學評論，1993，（3）.

[11]郜元寶。音本位與字本位――在漢語中理解漢語[J].當代作家評論，2002，（2）.

[12]樂。母語與寫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申小龍（1952），上海人，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理論語言學研究室主任，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博士生導師。撰著出版有關語言學理論和漢語、漢字的文化內涵及建構規律的著作20餘部，400餘篇。主要著作有《中國句型文化》《文化語言學》《語文的闡釋中國語文傳統的現代意義》《中華文化通志・語言文字學志》《人文精神，還是科學主義？――20世紀中國語言學思辨錄》《漢語人文精神論》《漢字人文精神論》《當代中國語法學》《社區文化和語言變異社會語言學縱橫談》《文化語言學論綱》《語言的文化闡釋》《漢語語法學――一種文化的結構分析》《漢語與中國文化》《普通語言學教程精讀》《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申小龍論文集》《申小龍自選集》等。主編《文化的語言視界》《中國語言與中國文化論集》《走向新世紀的語言學》等論文集。主編高校文科漢語專業主要基礎課教材《現代漢語》《新文化古代漢語》《語言學綱要》。主編“文化語言學”叢書、“大千語言世界”叢書、“中國文化語言學”叢書。

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 篇三

【關鍵詞】教育技術；漢字；漢字教學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0)07―0085―03

一 引言

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教育技術飛速發展的30年，不管是理論上和應用上的研究，還是硬件基礎設施建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教育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就包括漢字教學。漢字素有中國文化“化石”之稱。漢字教學，作為我國文化傳承的重要部分，從建國初始的“掃盲”到今天把漢字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漢字教學取得令人矚目的發展。而在今天這個以計算機輸入為主的時代，漢字學習卻被很多人輕視，更有人倡導漢字拼音化。殊不知，漢字中藴含着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漢字教學不僅僅是“寫字認字”,更重要的其實是傳遞漢文化。

二 兒童識字教學與對外漢字教學的區別

同為漢字教學，本文將我國兒童的識字教學與對外漢語教學的漢字教學分開論述，其原因在於二者有本質的不同。第一，學習者的漢語口語水平不同。接受正規國小語文教學的學齡兒童，漢語口語已經相當流利了；而接受外語教學的成年人，不僅不認識漢字，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會説漢語，他們的漢語口語和漢字都是“零起點”。第二，學習者的識字目的不同。語文學習者的識字目的是要將口語中會説的、聽得懂意思的詞語與書寫形式建立起聯繫，主要是為了閲讀和寫作；而語言學習者的識字目的是要建立起聽、説、讀、寫四方面的聯繫。第三，學習者的漢字原始積累不同。最初的語文學習者都有一定程度的漢字原始積累，至少知道漢字是方塊字，是一筆一劃寫出來的，一個字是會在不同的詞彙中出現的。而最初的語言學習者的漢字原始積累為零，甚至把漢字看成一幅圖畫。第四，學習動機不同。我國兒童知道他們學習漢字是必需的。而外國人學習漢語一般出於興趣，工作學習需要，他們完全可以有其它的選擇。也就是説，對外漢語教學，是一種語言教學，即是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

三 教育技術應用於我國兒童的識字教學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始，“掃盲”刻不容緩，需要高效的識字教學方法，通過艱苦的探索至今取得了很大成就。隨着計算機的應用發展，形成了一系列倡導藉助教具和多媒體技術識字的方法。

自1988年以來，香港大學實施現龍計劃，開展了多項計算機輔助中文教學的研究。自1995年起開發《漢字學習系統》,其中的《童歌字趣》、《小兔子找食物》、《漢字資料庫》、《文字由來字卡》以及北京師範大學漢字研究所協助製作的《文字國》均已完成，供各個國小輔助教學之用。在2001年邀請香港十八所國小參與現龍第二代計劃，現龍系列的字詞庫和軟件都放在一個開放式的平台上，供老師和學生使用。其目的是建立一個網上的學習社區，推動教育資源共享的文化，改進漢語字詞的教學模式。

1991年，上海市實驗學校引進“智能雙拼編碼”以後創造的一種新型的識字教學方法――“雙腦識字教學法”。即藉助電腦技術，開發人腦潛能，採用電腦、雙拼、識字同步學習的識字教學法。學生從學習的開始，便將學習雙拼碼，認字和打電腦結合在一起。學生在認讀字、詞、句的過程中鞏固雙拼字母的拼讀，在進行文字輸入的過程中複習了所認讀的生字，三項學習任務相輔相成。使一年級學生大量識字，提前閲讀。

香港大學謝錫金、祈永華和羅陸慧英多年一直研究多媒體電腦輔助識字。在1994年的國小漢字教育國際研討會上首先介紹通過電腦軟件的設計，幫助學前教育至國小低年級的學生學習漢字，從而形成了“多媒體識字教學法”。利用電腦動畫把漢字的書寫和圖像聯繫起來，有效地促使學生感知漢字的組合結構，記憶漢字的書寫方法，理解字與字之間的意義關係，養成學生自覺識字能力。多媒體電腦輔助識字教學比傳統的手寫練習可提供更有效的學習經驗，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建立與漢字相關的知識庫。電腦的互動圖像具有靈活表現漢字部件的能力，引導學習者注意漢字的不同部件。通過豐富並且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在讀、説、聽、寫中，理解漢字部件的意義和作用，創造性地學習新字。

1994年，由原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立項、全國中國小計算機教育研究中心領導，由何克抗教授、李克東教授等牽頭組織了“國小語文‘四結合’”教學模式改革試驗課題。這種模式把國小語文的識字、閲讀、作文教學與計算機教育整合在一起，做到“識字教學、閲讀理解、作文訓練、計算機應用”四結合。其中的“四結合識字法”,把國小語文的識字教學、查用字典、漢字編程和漢字打字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做到“識字、查字、編碼、打字”四結合，使學生不僅能通過識字教學掌握計算機的基本操作技能，還能反過來通過“四結合”激發學生興趣，加深對漢字間架結構、筆畫、筆順、讀音和字義的理解。該項目歷經近10年，初步建構起全新的識字、閲讀和作文教學模式。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第一次由我國教育技術專家研究提出的識字方法。

語文教學界一直倡導教漢字應該遵循漢字本身的規律，重視漢字的文化內涵，2004年，西南大學塗濤教授的研究正是從這樣的考慮出發，探索了多媒體字源識字法，其核心是文化溯源，多媒體觸發，即利用多媒體技術創設圖文聲畫並茂、生動豐富的情景(原始圖片),將抽象的漢字還原、融入古人造字時的形象的原生語境中，再利用動畫技術將歷時長久、形體變異的漢字演進(原始圖片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過程實時連續的展現出來。在這樣的動態環境中，學生既可以聽到字音又可以看到字形，更可領會字的本意，從而自主、自然的建立起漢字音、形、義三者之間的聯繫，感染了漢字文化，牢記了漢字。這種方法集趣味性和直觀性為一身，挖掘漢字的文化基因，充分發揮漢字的文化功能。

我國兒童的識字教學由於其歷史性、重要性、普遍性，受到的關注比較多，已有的研究比較豐富。相對而言，對外漢語教學的重要性是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漸漸浮出水面，受到關注，教育技術的應用研究並不多。

四 教育技術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漢字教學的應用

迄今已經召開了九屆世界漢語教學研討會，前八屆中有35篇關於現代教育技術應用的文章，涉及到了計算機處理漢語、音視頻、網絡課堂教學和交互式多媒體幾方面的應用，介紹了一些計算機輔助教學的原則，多媒體教材的編寫方法，設計思想等，但是理論論述的文章居多，實踐研究報告很少。

關於漢字教學軟件的應用探索，早在1988年，計算機尚不普及的時候，首都師範大學的劉慶俄教授研製了大量漢字教學軟件，其中《漢字形體的演變》軟件中，錄入幾十幅古文字圖片和近代書法家作品的拓片。但是由於當時技術的限制，只有圖文的展示。八年之後北京語言大學的鄭豔羣教授的《多媒體漢字教學字典》運用多媒體技術直觀形象的展示了漢字的形、音、義，它解決了自學漢字所遇到的困難，彌補了課堂教學的許多不足。鄭豔羣教授還編著《漢語多媒體教學課件設計》一書，結合對外漢語教學的實際教學經驗，詳盡闡述了多媒體課件設計製作的相關知識，其中專門有一節介紹多媒體漢字教學的教學內容和目標以及常用形式及特點。

隨着多媒體技術的發展，教學軟件開發已經運用到教育的各個學科，對外漢語教學也不例外。中央廣播大學研發出版了許多優秀的漢語漢字教學軟件。例如“一日一字”這個軟件就是為有一點英語基礎，無論成人、孩子設計的認識漢字的軟件，它清晰的顯示漢字書寫，把漢字學習與中國文化和生活有機結合。

在對外漢字教學中，通過多媒體技術展示漢字書寫，圖文結合，提供可以隨時提取的讀音、筆畫、部件解析，製作情景動畫或短片，從而打造多感官觸發的教學環境是主要的應用方式。但是教育技術的應用豈能止步於此？

兒童識字教學的經驗自然有很多值得借鑑的東西，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環境的外國學習者學習漢字的困難比中國兒童識字的困難大得多。其它的第二語言教學的經驗也可以借鑑，然而，漢字表意的特點與表音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更別説博大精深的漢語言文化，教學者如果不摸索自成體系的教學方法難以提高教學效果。

日前，筆者在Surveymonkey上面做了一個問卷調查，調查美國大學生對中文的認識，當問及“當你想到漢字的時候首先在你的頭腦中冒出的詞是什麼”,58份問卷中最多的答案是“困難”、“複雜”,還有答“潦草的圖畫”、“古老”,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中文發音如“nihao”、“xiexie”。作者最期許的答案“有趣”只有3個回答。

漢字數量多，固然不好學，但是，現有的教學方法、教學材料甚至是教學思想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五 教育技術關注對外漢字教學的必要性

對外漢語教學的中教育技術的應用還需要好好挖掘。正如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孔子學院趙勇教授所説提出的，現今的教學媒體應該由紙質的向多媒體、網絡、信息技術轉變，簡立網絡孔子學院、電視孔子學院，應該去創新學習模式。海外的學生，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學生，普遍計算機能力比較強，比較習慣多媒體教學材料，網絡化的學習環境，倡導泛在學習，傳統的教學資源和教學模式是難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的。

我國教育技術需要更豐富的文化來充實理論根基。我國教育技術一路走來，在曲折中探索，並取得了一些成功。可以説現在還在迷霧森林中探索。長期以來，我們都借鑑美國的研究，總是不斷的在追求新的技術，新理論，卻很少低下頭審視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根基。教育技術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教育問題，歸根結底是文化問題。[7]《電化教育研究》作為代表中國教育技術界學術前沿的刊物，增加了對教育技術史和教育技術哲學的研究欄目，以深入挖掘中國古代先哲的教育技術思想。其實漢字、漢語中包含的中國文化可謂深不見底，我們不能忽視了中國文化的特點，將從外面學來的技術和理論強加到對外漢語教學活動中，打造一個“歐美式的漢語學習環境”。傳播漢字，傳播漢語，歸根結底傳播的是漢文化。作為理工科出身的教育技術工作者來説，在這樣的研究活動中必定能紮實自己的中國文化根基。

六 展望

實踐證明：信息技術、多媒體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在語言教學中的作用非常大。漢字一直以來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於學生於老師來説都是一個難題。教育技術一直以解決教學問題，提高學習績效為己任，擅長以心理學、教育學為基石，以技術性的視角，去改善學習過程，尋求提高漢字教學效果的途徑。與此同時，我國教育技術正需要積極主動的走出國門，將有文化底藴，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技術展示給世界。

參考文獻

[1] 胡雙寶。漢字的文化藴含與漢字教學[J].中國語文建設通訊，1998,(55).

[2] 塗濤。天地化生――漢字字源語境多媒體再現之教育研究[M].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3] 謝錫金，祈永華，羅陸慧英。多媒體電腦輔助學習漢字的理論與設計[A].首屆國小漢字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 1994.

[4] 鄭豔羣。計算機技術與對外漢語教學[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5] 仲哲明。現代教育技術與對外漢語教學的改革[A].第六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世界圖文出版公司， 1999.

[6] 陳琳，王運武。中國教育技術改革發展三十年[J].電化教育研究，2009,(2).

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 篇四

關鍵詞：2011～2015年 文化語言學 綜述

一、綜述

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羅常培所著《語言與文化》一書是文化語言學的先導；80年代，陳建民開設“文化語言學”的課程以及周振鶴、遊汝傑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首次使用“文化語言學”這一學科名稱，標誌着文化語言學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義《文化語言學》和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出版，標誌着文化語言學理論的基本形成。從此之後，出現了“文化語言學中國潮”，文化語言學得到了持續廣泛的發展。

二、總論

文化語言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理論建設意識，即對其對象、任務、性質以及方法有一個綱領性的認識。但在近五年間，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多，筆者查到的資料僅有《文化語言學初探》（《時代文學》，2014）、《淺談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青年文學家・語言研究》，2011）、《從符號的角度看文化語言學》（《商業文化》，2015）等，這些論文所論述的要點大多在之前學者論述的觀點範圍之內。本文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是經過近30年的發展，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已經先後建立了眾多較為完整的體系，現如今再想有所創新有一定的困難；第二，構建一套完整的關於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需要長時間的學術積累，但五年是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創新。

由於文化語言學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其理論建設已經非常之多，所以近幾年學者們開始對文化語言學進行總結性的認識。遊汝傑、周振鶴的《耦耕集（文化語言學存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一書為論文集，這一系列文章的結集出版進一步梳理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脈絡，完整地呈現出文化語言學在國內的發展歷程；邱智晶、任雪蓮、竇晶主編的《回顧與展望：語言與文化問題研究》（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趙明發表的《近十年文化語言學研究：回顧與反思》（《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一文回顧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歷程，旨在促進文化語言學的發展。

由於之前已有不少對中國文化語言學理論的研究，所以這五年中許多學者將視角轉向少數民族語言和國外語言，致力於建立其中一種語言的文化語言學體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語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語，金榮晃的《文化語言學》（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鮮語等。

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雖然在之前就已經提到很多，但在這五年中不斷得到更新。隨着國外對比分析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度的增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採用對比的研究方法，並且這一方法幾乎涉及了文化語言學的各個具體領域，比如《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男女性別語言差異研究》（《語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也逐漸顯露了出來，比如和民俗學、新聞學等學科的結合，如《“真實的力量，民間的智慧”――方言節目的文化語言學思考》（《新聞知識》，2011）等。

三、分論

在近五年中，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在原有領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展，而且隨着時代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領域。下文分為8個部分進行論述。

（一）詞彙與詞義

詞彙與詞義研究歷來是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同以往該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時期的研究出現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學者們研究關注的對象不再侷限於對詞語文化意義的探求，開始關注詞語的文化意義對詞彙系統的影響，比如《文化語言學視域下的“盂蘭盆”一詞的內涵與外延》（《東北亞外語研究》，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小清新”》（《時代文學》，2012）等；其次，S着語言的不斷髮展，學者們開始關注到一些新詞與藉詞，例如趙惠霞、周憬編著的《語言與文化闡釋》（西安出版社，2011）一書中將當代新詞語產生的基本途徑作為研究的對象之一；最後，這一時期對成語的研究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涉及文學作品、其他語言、動物等各種類型的成語，比如《分析來源於文學作品的俄語成語》（《北方文學旬刊》，2013）、《漢泰動物成語對比分析及其文化差異》（李智文，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

（二）專名

對專名的研究，伴隨着文化語言學發展的整個歷程。邢福義在《文化語言學》一書中將專名劃分為人名、地名、店名和數字。這一時期對地名的研究尤為豐富，涉及各個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鄉村，如海南州藏語文工作委員會主持編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釋義》（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山東省臨沂村名的語言文化研究》（顏廷花，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族姓名》（《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涉及數字的有《“二”字文化語言學考辯》（《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

隨着時代的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專名研究：研究電視節目名稱的《電視欄目名稱的文化語言學分析》（樑豔，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研究粉絲團名稱的《從文化語言學角度分析粉絲團名稱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時代文學》，2014），研究音樂專輯名稱的《音樂專輯命名特點的文化語言學透視》（《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研究飲食名稱的《蒙古族傳統飲食名稱文化語言學研究》（圖拉，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等。

（三）語法

這一時期的關於語法和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資料並不多見，僅有《語法差異文化闡釋》（《南方論叢》，2011）、《現代漢語對稱結構的深度研究》（劉曉靜，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和《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這幾篇文章都遵從了申小龍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從文化語言學研究語法的具體觀點，從一個具體的語法角度將漢語語法研究同漢人的思維和文化心理特點聯繫起來，主要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漢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記載漢語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近幾年學界對文字與文化的結合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漢字文化新視角叢書”，它是山東省宣傳文化專項基金項目，歷時5年打造，由山東教育出版社於2014年5月出版。在中國文化地方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融通的過程中，該叢書重新確認了漢字在文化承擔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叢書中包括申小龍著的《漢字思維》和《中國網絡言説的新語文》、孟華著的《漢字主導的文化符號譜系》等。除了叢書，還有王寶珍的《漢字與中國文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1）、李運富的《漢字學新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等。這些著作都科學地構建了漢字文化研究的理論體系，為日後的漢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研究漢字文化的論文，但總體上看，研究成果相當零散而不成系統。

（五）交際用語

在交際用語方面，稱謂語仍舊是人們研究的重點。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對一類的稱謂語進行了系統論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漢語稱謂研究》（中華書局，2011）。關於稱謂語的文章非常多，並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傾向性，即2傾向於跨語言的稱謂語的文化對比以及稱謂語在不同語言中翻譯的文化差異，比如《淺談中英稱謂語的文化差異》（《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中日稱謂語對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等。

除了稱謂語之外，在問候語、雙關語、禁忌語、委婉語、慣用語、諺語、俗語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學生微信問候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4）、《合肥諺語的語言和文化特點初探》（《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3）等。

在交際用語中，值得一提的是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新出現的諸如對網絡語和廣告語的研究，比如《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中泰廣告語對比研究》（《中國報業》，2011）、《網絡語言的諧音現象》（任莎莎，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六）語言接觸與融合

語言接觸與融合，顧名思義，就是文化語言學跳出漢語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比如修剛主編的《外來詞彙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影響》（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別從日語、英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和阿拉伯語等語言層面，對現代漢語中存在的外來詞進行了整體梳理。不過通過對近五年的資料進行梳理，本文發現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翻譯方面。

在翻譯方面，許多專著從總體上把握文化與翻譯。比如李珊、莫興偉著的《文化差異下的翻譯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致力於研究語言、文化、翻譯三者之間的關係，並探討了英漢思維模式的差異對文化以及兩種語言間翻譯的影響。類似的還有楊懷恩著的《文化與翻譯》（新華出版社，2012）、楊蔚君著的《翻譯的文化迴歸》（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譯方面的論文則主要是論述一個具體的角度，比如《文化語言學視點的漢語詞彙日譯文化信息缺失解讀――以井波律子日譯本為文本》（《凱里學院學報》，2011）、《多角度探討古詩英譯的策略》（《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等。

（七）方言與民俗

從遊汝傑、周振鶴合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開始，學界對於方言與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由邢福義主編的《方言與文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可以説是這一時期該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內容綱領性地分為總論和分論，論及了方言與語言、文字、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的關係。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於研究某一地區的方言與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與文化叢書”，該叢書涉及多個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與文化》（2015）、王世凱及楊立英著的《東北方言與文化》等。

由於文化語言學跨學科性的特點日益突出，而民俗學又是與文化聯繫最為緊密的學科，所以對民俗與文化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學家烏丙安編寫的《民俗文化綜論》（長春出版社，2014），全書共分八卷，內容既包含理論，也有具體民俗與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樣，這一時期對該方面的研究也集中於地域民俗或某一種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編的《藏羌文化與民俗》（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維吾爾語、蒙古語中基本顏色詞的民俗語義對比研究》（鬧爾吉，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八）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文化研究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文化教學實質上是漢語文化語言學在漢語二語教學中的具體應用。該領域經歷了一個從不被重視到被注意、從被熱烈關注到趨於平穩的過程。隨着國家與學界對二語教學的不斷提倡，該領域發展到現如今已經成為了文化語言學的熱點及重點。

該領域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對文化教學的基礎理論以及根本原則的探討，比如王鳴主編的《外語教學與語言文化》（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姜萍編著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課堂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對文化教學方法論的研究，比如《英語為母語的中高級留學生漢語熟語的學習現狀及相應教學法》（陳瀅瀅，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再有就是對文化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新認識，如趙明在《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誤區和目標》（《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3）一文中評述了國內外對第二文化教學目標的研究現狀，認為第二文化教學的目標不應該過於寬泛，而應該在梳理文化分類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重點與難點。此外，在唐智芳編著的《文化視域下的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和覃俏麗發表的《略論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習得》（《語文建設》，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認識。除了以上三個主要方面，還包括諸如對課程教材、大綱、課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認識，但都不成系統，這裏不再一一列舉。

四、結語

總之，近五年間，文化語言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僅在原有研究領域上不斷擴展與深入，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辭、翻譯、語言對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仍存在不少問題。第一，文化語言學各方面的發展不平衡。從該學科內部來看，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文化教學方面取得了較多的成果，研究相對深入，但對另外幾個領域基本理論的探討還不夠深入，對他們的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謂的“研究得比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問題。從學科外部來看，與其他語言學分支相比，文化語言學學科研究開展得較晚、成果仍不夠豐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夠。在總論中也提到過，相較於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理論建設熱潮，近幾年關於文化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建設較少，這説明文化語言學的學科理論在這幾年沒有創新，所以如何構建文化語言學的堅實的理論基礎是首要的問題。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問題。一些論文雖然採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沒有充足的語料來支撐其所得出的結論。另外，目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沒有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機結合起來。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並沒有像20世紀90年代“文化語言學中國潮”那樣發展迅猛，但在某一具體領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註重對比與應用研究。文化語言學若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建設，只有充足的成系統的理論體系才能夠支撐文化語言學各具體方面的正確發展；其次，在學界應形成文化語言學風向標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較少的領域找到突破口，進而促進文化語言學的平衡發展；最後，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換代，雖然近幾年對對比研究方法的運用很頻繁，但對比研究的層面亟待拓展，對比研究的視野也需擴大。同時應重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綜合運用，提升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高度。

參考文獻：

[1]邢福義。文化語言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鶴，遊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劉冬雪。文化語言學初探[J].時代文學（下半月），2014，（6）.

[4]鬧爾吉。維吾爾語、蒙古語中基本顏色詞的民俗語義對比研究[D].蘭州：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 篇五

【關鍵詞】漢字；詩性；龐德；《華夏集》；《詩章》

作為20世紀的美國詩人，龐德以意象派詩歌創作而家喻户曉，而龐德也是20世紀對中國詩最熱情的詩人，同樣對於漢字的痴迷造就了龐德的詩作《華夏集》和《詩章》，這兩本著作也成為後世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必讀之作。在品讀這兩部著作時我們可以從龐德的譯作中看到他在詩歌的創作中借鑑了大量的中國漢字，不僅借鑑了漢字，更重要的是從翻譯中我們深入瞭解到了漢字的詩性思維。

一、龐德的漢字情結

龐德的漢字情結與厄爾斯特·費諾羅薩有着密切的關係。1908年，厄爾斯特·費諾羅薩去世，他的妻子為了能將費諾羅薩的中國詩筆記出版，於是她便試圖找到一個合適的詩人能將他丈夫的筆記翻譯出來，這個人就是龐德。雖然龐德很早前就接觸過漢字，但他真正開始認真地研究漢字是這個時候，從整理費諾羅薩筆記的過程中開始的。龐德不認識漢字，但卻根據費諾羅薩筆記手稿（每首詩都有漢文，並用日語標註讀音，還有義譯和講解），全身心的投入到翻譯中來，於1914年出版中國詩集《華夏集》。1921年，龐德整理出版了費諾羅薩生前撰寫的論文《作為詩歌媒介的中國漢字》（The Chinese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正是這篇論文引起了龐德對漢字和中國文化極大的興趣，正是從這篇文章中他陷入了對漢字深深的痴迷中，費諾羅薩的這篇論文也讓龐德得知漢字是詩化的語言，從而闡發了詩歌創作的美學原則。1917年，《詩章》首篇創作，後來龐德不斷為其增添翻譯作品，這部長達120篇的《詩章》是龐德的畢生之作。

在對費諾羅薩筆記的整理翻譯過程中，龐德認為“一個漢字往往就是一個意象”，一個表意漢字是往往由幾個不同的表意部分組成的，而這幾個部分本身便是一個很好的詩歌符號。漢字在龐德眼中是一種表義圖形文字，而一個表意漢字不是圖像的表達，如“旦”字所呈現的正如太陽升起到地平線之上的圖像，就是意念的表達；“信”字由“人”和“言”組成，表達出的意念是一個人對自己説出的話忠實。這就是“表意漢字學”，龐德自己也聲明：“如果我對文學批評有任何貢獻的話，那就是我介紹了表意文字體系” ①。

二、漢字詩性思維的表現

1.漢字的表象性

眾所周知，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視覺符號系統， 這是一切文字的根本屬性，。漢字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意文字，字形構造是它的本體，它用形象具體的形式表達抽象一般的內容。著名的文字學家唐蘭對漢字的這一特質曾有過精闢的論述：“文字用它自己的形體來表達人的思想、活動、認識活動”。②漢字的六書説，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與轉註，根據龐德的“表意漢字學”，我們就可以看出，龐德對漢語的興趣主要在於漢字中的象形字、會意字，特別是合意型漢字， 即合體會意字。為什麼龐德的漢字興趣只侷限於這兩種構字形式呢？只要我們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象形字、會意字充滿了詩性因素——意象性。在龐德眼中，一個漢字不再只是一個字，而更像是一幅畫。費諾羅薩也認為：“最初的漢字是自然界中物品和動作的圖形表現” ③。比如一個短句：人見馬。“人”字宛如人的形體，好似由人的雙腿支撐；“見”字上方是個“目”字，就像眼睛的圖像；“馬”字如四條腿正呈奔騰之狀，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三個漢字組成的意象並置呈現出自然過程中的三個動態間相互順序，給人時間上連續感和強烈的空間感，形成一種栩栩如生的圖畫式的意象。漢字的優點就在於，即“漢字充滿動感，……，接近自然”。從漢字中，龐德發現漢字具有簡潔、生動、形象、具體、意義深遠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也正是對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用圖達意”的漢字使得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詩性的思維特徵，就如龐德著名的“意象説”：“一個意象是在瞬息間呈現出的一個理性和感情的複合體。”④ 漢字自身具有的特殊意象性質與龐德尋找的意象的特點不謀而合，因為漢字既表達意象，又表達觀念；既清晰生動，又傳情達意，漢字的這些優點在龐德的詩歌翻譯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例如，在《詩章》凡一百一十七章，內有漢字147個。據趙毅衡先生在《詩神遠遊》中的統計，“《詩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龐德嵌入的無數漢字中，用了五次以上的漢字有十四個”。⑤龐德認為把漢字寫在詩中恰當的地方，能夠加強語言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加深理解詩句所含的哲理的意味。這種以字代義、以象表情的手法，讓讀者通過對對漢字的感性和理性的雙重認識來更加深刻直觀地理解把握艱深的儒家思想和中國文化。這樣翻譯成的詩歌不僅保留了漢字原本的意象性，而且使得詩歌更加具有特殊的藝術美學。在翻譯《中庸》時，龐德認為“中”字是“一個動作過程，一個某物圍繞旋轉的軸，因此將《中庸》譯為《不動搖的樞紐》（Unwobbling Pivot）,“君子而時中”就譯為“The master man’s axis does not wobble ”。⑥

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範文 篇六

文學課一直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必修科目。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是以語言、文化交際和文學教學為內容，以培養對外教授漢語言文化的專門型人才為目標。然而，對於以教授漢語為本職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來説，文學課實在難以直接應用於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因此，在傳統文學課教學中學生無法直接體會文學與文化、漢字發展的關係，造成很多學生學習上的困惑和誤解。為突出文學課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本文提出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文學課教學中，應轉變傳統教學思路，以文學為載體，突出文化、審美和漢字教學重點，為學生日後的漢語教學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文學教學重點

（一）文學的文化載體作用

漢語國際教育的主要任務：一方面是對外漢語教學，另一方面是在跨文化交際中傳播中華文化。因此，中華文化的學習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習的重要部分。中國文學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説：“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1]中國傳統的文學定義，取其廣義的“文學”內涵，包括一切與文獻有關的學問。因此，中國古代文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分。“經”指儒家經典；“史”指中國古代史書；“子”指諸子散文；“集”指文學作品及文學理論專著。

現代將“文學”歸屬於語言藝術範疇。因此，中國古典文學中只有“集”部才可勉強符合現代的文學定義。尤其，在中國先秦諸子散文和《春秋左傳》、《戰國策》等史書的教授中，顯然突出了文學作為中國歷史和哲學思想（即文化之一部）的載體功能。

文學是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反映。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便是中國現代社會和思想的發展，在從五四文學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中，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最直觀表現是中國本站學的建立與發展。中國現代文學不僅反映了中國政治制度的變遷，更承載着中華文化的激烈變革。

外國文學同樣攜帶着本國獨特的文化思潮，它一方面為中國讀者展現世界各國文化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影響着中國現當代文學及文化的發展。透過他國文學看到的不僅僅是外國作家的情緒和文字的藝術，還呈現出區別於中國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變遷。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文學課講授的關鍵，不應落在文學作品的分析和文學史的梳理上，而應重點強調文學中的文化因子。通過文學作品的講解，梳理文化的發展，在掌握文化基礎後，文學還應激發學生對“美”的追求，從而達到文學課審美教育的目的。

（二）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

餘虹將文學定義為：“文學是一門藝術，一種以語言為媒介，以感受、想象、虛構為特徵的審美藝術。”[2]首先，文學是意識形態的集合體，它通過適當的文學體裁表現出作家“美”的體驗，在閲讀中傳遞給讀者。傳播的後果，一方面讀者感受到文學藝術中的“美”；另一方面為閲讀文學藝術的讀者，創造出新的“美”感，改變讀者的思想，影響讀者的生活。文學藝術是藴含着審美意識的物質載體，文學閲讀是審美意識的傳播過程，文學講授就是將閲讀過程提升到審美教育的境界。

漢語言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首先是大學生。大學生除了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以外，還應該建立“美”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除了在文學中挖掘文化因子以外，還要通過文學藝術培養“美”的感受和鑑賞能力，從而樹立“美”的追求。因此，現代大學教育中廣泛開設文學課的目的，是樹立大學生正確的審美觀。作為以傳播中華文化為本職的漢語言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需要具備很高的鑑賞能力，涉獵廣泛的世界“美”。在瞭解他國文化的“美”的基礎上宣傳中華文化的“美”，是本專業學生應具備的能力。

“美”是真實心靈的釋放。在文學課中，無論是豪放飄逸的李白詩歌還是奇幻驚悚的波德萊爾詩歌，都被稱作“美”的代表。對於李白詩歌的崇高美，學生容易接受，但法國波德萊爾的死亡美，學生則難以理解和感受。文學課的學習目的是帶領學生進行審美體驗，區別中外審美差異，從而更好的瞭解以審美為基礎的文化差異。

（三）文學對漢字發展的承載

童慶炳在《文學理論教程》中將“文學”定義為：“它誠然被視為美的語言藝術，包括詩、散文、戲劇文學、影視文學等樣式。”[3]語言是文學的媒介，文學是通過語言反映作家審美觀、展示審美體驗的藝術。從歷時性的角度看，隨着文化的發展，文學也在變化着，結成文學的文字自然跟隨着文學的變遷不斷演變。因此，在學習文學的過程中，同時積累了文字的演變知識。

漢字作為中國獨創的文字，是中國文學的主要載體。漢字在歷史流傳中不斷演變。它不僅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等字形變化，還經歷着字意義的變化。古代漢語教學中的假借字和通假字等造字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經常出現。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強調，用本站書寫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開始了對古典文學的反叛。中國現代作家們大膽改革舊文學，建立新的文學觀。在這場轟轟烈烈地文學改革中，漢字也經歷了歷史的洗禮。新世紀的中國文學受到世界流行文化的巨大沖擊，在文學機體不斷的發展變化中，作為細胞的漢字也經歷過分裂和重組。

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課是漢字課，漢字的發展演變，是漢字講授中的基本知識點。因此，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必須以中國文學為基礎，感受漢字的發展過程，掌握各時期漢字的發展規律，才能夠順利地將漢字傳播到世界各國。

“文學既是一種複雜的人文現象和文化現象，又是獨特的藝術現象和審美現象；它既植根於廣泛的文化結構之中，……又依存於特定的語言形態，關聯着人類的情感、心智與形象，有突出的審美品格和審美屬性。”[4]依靠漢字傳播的中國文學，承載着中華文化的內涵，藝術化的表達着中華民族“美”的情感。文學與文化、漢字和美育的關係，是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文學課教學中，必須體現的課程重點。

二、文學教學改革

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中華文化，讓世界其他民族理解中華文化，從而建立良好的國際交流環境，是漢語國際教育的目的所在。然而，過度甚至於誇大中華文化，給他國文化帶來巨大壓力，是傳播中遇到的困難。美國認定中華文化具有文化侵略性，強行關閉孔子學院事件，為漢語國際教育敲響了警鐘。因此，中國國家漢語辦公室強調，漢語國際教學中應將中華文化與他國文化公平對待，以強調中華文化是世界文化之一部分。為此，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文學教學中，應借鑑比較文學的方法，將中華文化與他國文化對比，既突出個性，又顯現共性。從而，建構世界文化圈下的中華文化特徵。

（一）比較文學的介入

比較文學的定義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性和互補性。……其目的在於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律和文學特性，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瞭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5]比較文學在文學課中的應運是必然趨勢。文學的傳統教授是分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三部分。其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受到中國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的影響，文學的三部分便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交匯、碰撞。然而，中國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始終保持着各自的獨立性，在教授過程中很難發生關係，這便需要比較文學的介入。

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比中西文學的相同與差異，透視中西文化的共性和個性。作為文化載體的中西文學，在共通的文化平台上強調突出各自的個性，從而加深文化的相互瞭解。

對於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跨文化交際是重要的學習內容。因此，在文學課的教授中，應用開放性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將獨立的中國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文化聯繫起來，從而達到培養學生理解異文化的能力，訓練學生與異文化的交流能力，教授學生在異文化環境中傳播中華文化的方法。

（二）文學文化學的引導

“所謂對文學的文化學認識，是指對文學的性質、活動過程及其特徵、活動的功能等作文化闡釋，它構成文化學的一個分支：文學文化學。”[6]對於重視文化教育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來説，文學活動反映的文化現象是學習的重點。然而，在普通的文學教學中，教師只是引領學生閲讀文學文本，帶領學生參與到文本的解讀過程中。這便將文學與文化完全割裂，僵硬地單方面傳播文學，與文化傳播保持距離，加深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對文學課學習的困惑和誤解。

文學文化學強調文學活動對文化的建構作用，建構的過程由作家、作品和讀者共同參與完成。作為特殊讀者的漢語言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在與文學作品的交往中探尋文化根源是他們的主要任務。這勢必對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挖掘文學背後潛藏着的文化精神和時代價值便成為教學主題。

文學文化學以文學追求的自由精神價值為研究主體。對自由的嚮往便是對“美”的追求，而文學作品通過塑造帶給讀者美感的形象、講述美的故事、抒發美的情感，構築讀者的精神事實，並肯定這種獲得是美的，從而積累人的審美體驗。在文學講授傳播過程中，教師指導學生完成一次文學活動，作家情感和文化通過文學傳遞到課堂，教師作為接受中介，利用個人分析干預學生接受的想象，從而達到教授文化的目的，培養學生審美能力的功能。

（三）漢字文化學的借鑑

“宏觀的漢字文化，是指漢字的起源、演變、構形等基本規律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微觀的漢字文化，是指漢字自身所攜帶的，通過構意體現出來的各種文化信息。”[7]漢字構成漢語，漢語聯結成為中國文學，中國文學是中華文化的載體，漢字在層層組合的過程中最終與文化產生了聯繫。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是為對外漢語教學輸出人才。把漢字的文化內涵及其發展演變作為教學重點，通過文學課的教授得到實現。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文本解讀及文學史講解中，需要教師關注重點漢字的古今演變。在中國現代文學文本分析中，文化變遷影響下的漢字演變規律，應該是教學中的重點內容。

在中國軟實力不斷提升的今天，作為中華文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教育界的重視。在這種世界環境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的培養，顯得格外重要。參與培養此類專業人才的教師及教學方法更加受到重視。作為本專業必修課的文學課，一直難以直接參與到漢語國際的教學中，在專業人才培養課程中被邊緣化。本文劃出文學課中文化、美育、漢字演變的教學重點，並以比較文學、文學文化學和漢字文化學研究方法的介入，提出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文學課教學改革的些許建議，希冀能為教學實踐提供借鑑與參考。

註釋：

[1]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選自郭紹虞，王文生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四）[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2.

[2]餘虹。文學知識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修訂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蔡江濃。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曹順慶。比較文學學[M].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6]暢廣元。文學活動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建構活動[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01）.

漢字與中國文化論文範文 篇七

關鍵詞： 日語漢字 來源 分類 地位 讀音

一、日語漢字的來源

一千多年前，大量的日本來華留學生即遣隋使、遣唐使，將先進的中華文明，包括漢語及漢字帶到了日本。日本從此正式有了使用文字記載語言的歷史。

最初日語的每一個音，都是由一個漢字表達。公元九世紀，日本人在漢字基礎上創造了假名。假名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具體做法是：將中文的草書衍生成平假名，把中文楷書的偏旁改成片假名。例如平假名的「あ是由漢字的“安”簡化而來的；而片假名的「ア則是漢字“阿”的左偏旁變化而來。

早期，日本正式的文章都是漢文，而片假名則是佛教僧侶們讀經典時用來做標音的，平假名則是女性所用的文字。目前日文中常用的漢字約有兩千個，片假名大多用來表示外來語，其餘的多用平假名。在現代日語中，假名共有71個，最基本的有46個，排列成“五十音圖”(字母表)。

二、日語語種的分類

雖然漢字很早就已經進入日語詞彙，但作為中國漢民族的語言，對日本人來説，也是外來語的一種，現在已經成為日語語種之一。當前日語詞彙分類通常有「和語、「漢語、「外來語三類，但嚴格來講，有以下兩種分類方法。

1.根據造詞素材來分類

①造詞素材來源於日本固有詞彙――和語。

②造詞素材來源於外來語――外來語(漢語・和制漢語；洋語・和制洋語)。

③混合多種造詞素材――混種語。

2.根據造詞人來分類

①日本人自己創造的詞彙――和語(固有の日本語；和制漢語；和制洋語；混種語)。

②外國人創造的詞彙――外來語(漢語；洋語)。

三、漢字在日語中的地位

正如前文所説，儘管後來日本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了假名，有了屬於本民族的文字，但是漢字在日本文字中仍占主導地位。

日本政府於1946年進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規定了一些漢字作為使用的範圍，共有1850個，這叫做“當用漢字”。“當用”即“當前使用”或“應當使用”之意。這1850個之外的漢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錶記。但這只是政府的規定，仍有人按習慣使用非當用漢字。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公佈實行了“常用漢字表”,規定1945個常用漢字作為“一般社會生活中使用漢字的大致上的標準”。在日本社會中，知道漢字，尤其是清楚古代、近代漢字的人，都被認為是有教養的人，即使是在明治維新以後具有濃厚西方色彩的社會中也不曾改變。

四、日語漢字的讀音

很多學者在對現代日語漢字音進行分析和闡述時，以漢語中的古音為標準，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日語漢字音主要為吳音與漢音兩種，吳音的母胎音是隋唐時期的漢字音。

2.形成吳音與漢音兩種體系的原因主要是，吳音是伴隨着佛教文化傳入日本的，是在佛教界人士的堅持下，得以保存和堅持下來的。漢音是伴隨着儒教文化傳入日本的，它得到日本朝廷的大力提倡，在社會上廣泛使用，因此得到迅速發展。由此形成了吳、漢兩音並存的獨特現象。

3.吳音和漢音無論是在聲母系統還是韻母系統方面，都存在着較大的差異。日本在引進漢字音時，是根據日語音韻的特點，有所取捨，有所改造的。我們通過對日本國字這一現象的觀察，認為日本人的祖先不但接受了漢字作為本國的文字，而且為了適應記錄日語的需要，創造了漢字體文字――日本國字，由於這些字的造字方法深受中國會意造字的影響，因此絕大多數的日本國字是會意字，隨着時代的變遷，日本的國字有的消亡了，有的保留了下來。但這些所謂國字都是中國漢字的繼承和發展，有着漢字的本源屬性。

五、關於漢字問題的爭論

明治時代前後，日本人有感於科學技術的落後，決定要急起直追。日本的一些文學家在研究了西方文字以後，認為日本文字有很多的缺點，特別是漢字難學難記，有必要加以改革。從此，關於漢字問題的爭論，斷斷續續一直延續到現在，各種意見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全廢漢字論、限制漢字論和擁護漢字論。

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曾經試圖以假名全面取代漢字，以便全盤西化，結果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敗，但日本政府從此便開始了實行限制漢字的國語政策。但是奇怪的是日語中的漢字並沒有因此而逐漸衰退、消亡，相反還在逐漸地增加、復活。這是什麼原因？

1923年日本開始實行限制漢字的政策，至今，漢字在日本現代社會中使用的狀況究竟如何？得出的結論是在明治與大正時期，用漢字記錄的新詞語約佔80%以上，佔壓倒多數，進入昭和時期，漢字記錄的新詞語約佔50%,用假名記錄的新詞語約佔40%,發生這種逆轉，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在專業用語方面，漢字的佔有率也是相當高的，其中漢字佔有率最高的是邏輯學佔88%,最低是化學佔48.2%,化學在23個學科中是唯一的漢字佔有率低於一半的學科。漢字是日本的人名、地名的主要的物質材料，用漢字書寫的人名、地名佔95%以上。還有通過對日本的報紙、雜誌、公用文、書信使用漢字的現狀的考察，我們發現如報紙和公用文在限制漢字方面比較堅決，用字較規範，而雜誌和書信在用字方面卻比較靈活，個人色彩比較濃重。再如，在同樣的字數內，報紙的漢字佔有率比雜誌高，這是因為報紙的版面少，而漢字能反映較大的信息量等。

通過以上材料，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要完全廢止日語中漢字的使用是完全不可能的，漢字在日語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消失的。原因如下：

1.漢字在日本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日本的重要典籍和文物，都是用漢字載錄的，廢棄漢字，等於切斷歷史，使日本人與他們的傳統文化隔絕。此外，漢字跟儒教有關，跟忠君愛國有關，廢了漢字會動搖日本的國體。

2.日語中的同音詞太多，據統計，日語的同音詞約佔日語詞彙的36.4%,同樣的讀音，往往可以理解成為幾十個不同的意思。如果不用漢字書寫，就會混淆不清，就會發生誤會。

3.漢字是具有音、形、義的表意文字，它在日語中作為表意文字使用起來，極為簡潔精密，有時只從字形或字義就可以瞭解它的意思，它是漢字文化的精華。

4.漢字在創造新詞方面，有很強的優越性，幾乎每個漢字都可以作為日語詞彙的構詞成分，據統計，在現代日語中，漢語詞彙約佔47.5%,幾乎達到日語總詞彙的一半。

5.漢字一旦熟識以後，腦神經馬上就會起閃電式的反射作用而得知其意義，拼音文字因為不能形義結合，必須經大腦轉駁而生反應作用，才能知其意義。如日本交通部曾一度廢棄漢字而改用拼音地名，後來經常出錯，在不得已之下重新恢復了漢字地名，這是現實生活中漢字不可廢棄的例子之一。

參考文獻：

[1]董淑珍。漫談日語漢字的讀音[J].經濟管理與幹部教育，1997,(4).

[2]汪樹俊。漫談日語中的漢字(上)[J].日語知識，2003-1.

[3]汪樹俊。漫談日語中的漢字(上)[J].日語知識，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