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

目錄

第一篇：鄉構建和諧社會調研報告第二篇：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第三篇：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第四篇：1833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第五篇：縣鄉構建和諧社會調研報告更多相關範文

正文

第一篇：鄉構建和諧社會調研報告

鄉構建和諧社會調研報告

社會調研報告

編者按：重慶開縣麻柳鄉認真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科學發展觀，在短短几年中，創造出了“八步工作法”，形成了“麻柳經驗”，做到了真正把人民羣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人民羣眾的利益作為第一考慮，把人民羣眾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人民羣眾的滿意作為第一標準，實現了由“管壓

型”向“服務型”的政府職能轉變。從而使麻柳鄉由亂到治，政通人和，連續5年零上訪。為解讀“麻柳現象”，國家行政學院、重慶市委組織部、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誌社、重慶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的有關同志組成聯合調查組，於新年伊始，共赴開縣麻柳，進行了實地調研。調研結果表明，“麻柳經驗”具有方向性意義，值得借鑑、推廣。

由“不和諧”到“和諧”的麻柳鄉

“九溝十樑四面坡，溝深坡陡懸崖多，往上望得草帽落，往下看得打哆嗦。”説的是大山深處的重慶開縣麻柳鄉，它與四川省宣漢縣接壤，距縣城66公里，是國家貧困縣的特困鄉。該鄉交通不便，飲水困難，信息閉塞，自然災害頻繁，生產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是開縣位置最偏遠、經濟最貧窮的鄉之一。

5年前，由於多種原因，麻柳鄉的羣眾普遍滋生不滿情緒，散（心散）———怨（怨氣）———亂（非理性行為）現象瀰漫民間。村民們認為鄉政府只收錢，不辦實事。於是上訪、打幹部、砸爛幹部摩托車的事時有發生。1997年，全鄉的農業税和統籌款只完成了60％，完成20％以下的有6個村。特別是1998年，在集中清查追收計劃生育、殯葬改革、國土、林業等罰款執法中，搞户户過關，全鄉30％左右的農户遭到處罰，罰款高的農户超過千元。在當時農民人均負擔達到140元左右的情況下，這一大規模的罰款行為激化了矛盾。發生數百農民聚集、以銃為號、圍攻鄉政府的事件。縣裏派出警力幫助維護秩序，竟有村民相約要炸燬山溝裏唯一的橋樑通道，以使警察進得去、出不來。最後，是縣領導去做化解工作才解了圍。鄉幹部脱離了險境，悶在屋內幾天不出門，茶飯不思，人心難聚。

麻柳鄉黨委、政府一班人帶領全鄉人民經過卧薪嚐膽，艱苦創業，近5年來經濟社會發生顯著變化，黨羣幹羣關係根本好轉。連續5年零上訪，農村各項税費年年按時完成，羣眾自發地給鄉黨委、政府送有19面錦旗，立有兩塊“德政碑”。5年前，鄉村幹部到農民家，常常吃“閉門羹”，羣眾恨幹部、怕幹部，而現在羣眾盼幹部、親幹部，幹部下村，總是爭着往家裏請。興坪村村民廖華山曾與鄉政府鬧過對立，2014年鄉里籌資修建鄉中學時，他不但捐款300元，還把自己留下來準備養老的2萬元借給了政府。在給鄉黨委的一封信裏，他寫道：這2萬元“我兒子修房子、買車子時我都沒有借，現在借出來，和你們一起共度難關……”真可謂，黨羣幹羣魚水情深。

是什麼原因使一個邊遠偏僻、貧窮落後、幹羣關係緊張的特困鄉發生如此明顯變化？用鹿峒村一位時年65歲的老黨員李元生的話説：“以前是很難看到黨委書記到農民家，現在是黨羣之間接上了氣。”言簡意賅，含義深刻。在麻柳鄉的羣眾座談會上，村民們給出了答案：是“八步工作法”改善了幹羣關係，是“八步工作法”促進了鄉村鉅變。在開縣、在重慶各地，人們把麻柳鄉黨委、政府探索出的黨的基層組織踐行“三個代表”、堅持執政為民的以“八步工作法”為內核的經驗，稱為“麻柳經驗”。

“八步工作法”產生的背景

“八步工作法”是開縣麻柳鄉黨委、政府一班人為破解難題、走出困境，在實踐中探索的偉大創舉。而這種創舉，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農村社會轉型期多種原因交織而形成的，既有其產生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帶普遍性的原因。

深刻反省，找準原因。首先是體制上的因素。如在鄉級財政體制問題上，麻柳鄉財政負擔重，年剛性支出340多萬元，而本級財政收入僅達60多萬元。收入支出之間懸殊過大，財政缺口難以解決，鄉政府正常工作運轉存在問題，一些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民難以承受。其次，政策執行上的因素。在農村政策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鄉幹部主觀願望想為農民辦好事辦實事出實績，但又缺乏手段，不知怎樣服好務。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政策性計劃指標，催糧催款、刮宮引產，強制性建設骨幹產業基地。經濟上不尊重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政治上不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事事代替農民作主，使農民利益受到侵害。第三，領導方式和領導作風上的因素。不少幹部從傳統的思維定勢出發，對廣大羣眾採取“管壓”式的簡單行政命令和強制干預。一些幹部官僚主義嚴重，不深入民間瞭解民情，在村民面前擺架子、耍威風、好吃喝，引起農民反感。第四，教育引導不到位的因素。不開展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視教育引領羣眾的工作，導致農民對一些政策法規不理解，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基層幹部。

重樹形象，尋求切入點。找準了原因，弄清了癥結，麻柳鄉黨委、政府一班人敢於

直面現實，勇於自我剖析，重樹形象，為尋求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和路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首先，凝聚人心，高揚旗幟。在大家情緒低落、精神不振之時，麻柳鄉黨委書記李紅彬率先提出了“頭要昂起來，腰要挺起來，勁要鼓起來，正氣要樹起來，精神要振作起來，工作要幹起來”的響亮口號。喚醒大家的黨員意識、責任意識、執政意識。

其次，

轉變觀念，變“官本位”為“民本位”。為了打破僵局，麻柳鄉黨政領導班子立下了“重事業如山當好領頭雁，淡名利如水甘為孺子牛”的座右銘，開展了“鄉村幹部進萬家”活動，發放近萬份徵求民意表。領導幹部“家訪”，變羣眾上訪為領導下訪，以真情去融化黨羣、幹羣之間的“堅冰”，從而化解民怨。

其三，找準切入點，探索新的工作機制與體制。老辦法不能用了，只有創新。麻柳鄉的幹部們積極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工作機制與體制。他們將突破口選在速辦一件羣眾急需辦又能辦好的事上，那就是修建雙河口大橋，取信於民。

當時，麻柳鄉4個村數千名羣眾進出都要經過“雙河口”，由於沒有橋，給羣眾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曾經有5個學生1個成人因過河淹死。幾屆班子都醖釀過修橋，但因幹羣不一心，遲遲沒有落實。1998年12月，鄉黨委牽頭，4個村推薦組成了“雙河口大橋建設領導小組”，通過一再找技術人員規劃、測設和預算，每人需集資35元。方案出台後，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一是少數羣眾不願集資；二是不少羣眾有顧慮，“修橋是假，幹部想撈油水是真”。負責此項工程的鄉村幹部的積極性大為受挫，都不願幹了。面對難題，鄉黨委做出果斷決定，調整了建橋領導小組，由建橋後直接受益的4個村各推薦1名羣眾代表加入領導小組，分別擔任會計、出納、保管、工程質監；幹部不管錢不管賬不管物，只負責組織修橋的具體事務；建橋方案交由羣眾討論公決。通過這樣的方式，吸納羣眾也參與到決策、管理和監督中，結果95％的羣眾同意此方案。大橋竣工後，建橋領導小組將結餘的34695.4元按每人9.4元如數退給了羣眾。羣眾説：“這9.4元，買回了我們的心啊！”

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基層黨建工作的推動。自1998年以來，由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民政局牽頭協調，大力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加快了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進程。農村“一事一議”決策村務等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普遍推行，為“八步工作法”的產生，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導向。基層黨的建設的創造性實踐為“麻柳經驗”的提升提供了契機。在“三講”教育中，重慶市委嚴格落實了市級領導幹部和部門聯繫村的制度，市裏不少領導常到開縣調研，體察民情，聯繫基層。市委組織部對口聯繫開縣。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馬儒沛同志更是多次深入開縣鄉鎮指導工作。2014年，重慶市委在全市開展了“以轉變思維方式、工作方式和領導方式，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村改革、發展和穩定”為內容的“三轉一推”活動，上萬名機關幹部進村入户解難事、幹實事、辦好事，加快了基層幹部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角色轉換的進程。

正是由於上述時代背景與環境因素的影響，特別是麻柳鄉黨委、政府一班人真抓實幹、艱苦奮鬥、善於創新，從而創造出了以“八步工作法”為內核的“麻柳經驗”。

“八步工作法”的時代內涵

“八步工作法”起源於1999年修建雙河口大橋。此後，在“全鄉公路建設大會戰”、興辦“萬人飲水工程”、新修麻柳初級中學等工作中形成、發展與完善，最終形成一種機制。它順應時代的要求，藴含着豐富而深刻的時代內涵。

“八步工作法”的內容。凡涉及村級經濟發展規劃、村級財務預決算、村內興辦公益事業、重點項目和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都要通過八個程序，即：第一步，深入調查收集民意，弄清大多數羣眾希望辦什麼。第二步，召開黨員幹部和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形成初步方案。第三步，宣傳發動統一思想，徵求羣眾對初步方案的意見，爭取最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第四步，民主討論確定方案。多次召開黨員幹部和村民代表會議，根據羣眾的意見修正完善方案，推選工程建設財務管理領導小組人選，人選中普通羣眾必須達到50％以上。第五步，户户簽字進行公決。贊同率達到85％以上才予以實施。第六步，分解工程落實到户。第七步，村民小組組織實施。第八步，竣工結算張榜公佈。工程竣工後，由羣眾財務管理小組清算財務，多退少補，並張榜公佈，每個羣眾均可隨時查賬。

“八步工作法”的程序和要件。“八步工作法”，最基本的程序是：深入調研、集思廣益、全民公決、陽光作業。具體而言，深入調研就是要聽取民意、討論民意、善解民意，弄清大多數羣眾需要辦什麼，希望幹部做什麼；集思廣益就是為羣眾辦實事的決策方案必須經過從上到下、從下到上、上下聯動、多次反覆，廣泛吸取民智才形成方案；全民公決就是民主決策，大多數羣眾意見一致，形成公決意見書，户户簽字進行公決，贊同率超過85％以上方可實施；陽光作業就是從工程開始到結束，羣眾全程參與，接受羣眾監督。對所有涉及錢物的事情都以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在“全”、“真”、“常”字上做文章，確保“亮政”的全面性、真實性和經常性。

最基本的要件是：羣眾代表全程參加，實行民主管理；羣眾代表管賬管物管錢，實行民主理財。

“八步工作法”的實踐效果

“麻柳經驗”結碩果，鄉村面貌換新顏。“八步工作法”實施的短短几年來，從根本上解決了山區羣眾多年來的行路難、飲水難、通話難、照明難、上學難、看病難等問題。麻柳鄉黨委、政府敢於從羣眾最不滿意的地方改起，善於從羣眾最需要的事情辦起。“現在的幹部大家都喜歡，把他們當成自家人。因為靠‘八步工作法’，件件事都辦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大碧村村民趙樂均如是説。2014年，鄉黨委、政府應用“八步工作法”組織羣眾、共謀發展，發動300餘名黨員帶領600多個農户，投資90多萬元進行結構調整，培育畜牧支持產業。目前，長毛兔已發展10萬隻，建立起山羊良繁場，實施滾動發展，極大地增加了農民收入。

民主理念得到落實，執政能力獲得提高。麻柳鄉黨委、政府真正確立了“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樹立了正確的權力觀、羣眾觀和政績觀。首先實現了從“執政就是管你”向“執政就是服務”的轉變，建立“讓幹部經常受教育，使羣眾長期得實惠”的“八步工作法”長效工作機制，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其次，堅持了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觀點、羣眾路線和羣眾方法，牢固樹立了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最後，樹立了重實幹、求實效、創實績的政績觀。麻柳鄉黨委、政府不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數字工程”，而是正如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馬儒沛所説，把執政為民的理念落實到了為人民辦實事、辦好事之中。在“全鄉公路建設大會戰”的第一年，平均每位鄉村幹部穿破了6雙膠鞋，他們總結説：“農村工作沒得巧，深入一線是法寶”，“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

近幾年，麻柳鄉黨委、政府運用“八步工作法”，增強了凝聚力和戰鬥力，着力培養了幹部幹實事、解難事的能力，提高了幹部能幹事、會幹事、幹成事的水平。特別是在“12·23”井噴事件和兩百年一遇的“9·4”洪災災後理賠工作中，通過實施民主管理、分類救濟的機制，嚴格按照實地查實、鄉村幹部初審、羣眾大會公佈、張榜公示、災民簽收的程序，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受災羣眾的利益，保持了災區的穩定。

實現農民當家作主，形成社會和諧氛圍。麻柳鄉由亂而治、由不和諧到和諧，“八步工作法”起了關鍵的作用，正如重慶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黃鎮東指出的，麻柳鄉最可貴、最成功的一點，就是找到了為羣眾辦成好事的辦法———“八步工作法”，麻柳鄉黨委、政府通過羣眾的事情依靠羣眾自己來辦，並且在辦好事的過程中密切與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營造了和諧的社會氛圍。在黨羣幹羣關係方面，它把黨委的意圖和羣眾的意願有機統一了起來，把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人翁地位還給了農民，“該做什麼，應該怎麼做，要由羣眾説了算”。通過幹部和羣眾商量着辦事，實現了羣眾當家作主。特別是通過民主理財，有效地加強了民主監督的力度，“幹羣之間也就有了誠心”。在羣眾與羣眾之間的關係方面，“八步工作法”通過全民公決，能夠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羣眾的利益，並通過程序化的方式引導羣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形成了農民羣眾之間利益協調和諧的機制。如該鄉非元村地勢險峻，修路24.8公里，是全鄉最長的村路。公路路線的走向如何，各村民小組爭執不下，鄉里組織共召開了7次羣眾大會，設定了三道方案，最後“兩頭趕中間，26個轉盤轉上山”的方案獲得了所有村民的贊同，紛紛在公決書上籤了字。公路竣工後，老百姓自發地立了一塊德政碑：排憂解難公僕顯身手，劈山斬礙人民立頭功。

“麻柳經驗”可以説是中國西部特困農村的農民在新世紀之初當家作主的生動實踐。隨着時間的推移，它的指導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示出來。它對治國理政，對21世紀頭20年這一關鍵時期，特別是對“矛盾凸現期”諸多問題的預防和解決，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它為建設服務型政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成功而有益的借鑑。

執筆人：唐洪英魏愛雲

聯合調查組由國家行政學院、重慶市委組織部、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誌社、重慶市委黨校的有關同志組成總

負責人：馬儒沛

負責人：周旬、王立民、師明、劉熙瑞、賈立政

成員：洪承義、唐洪英、陳文權、張萃萍、吳建國、魏愛雲、段龍飛

第二篇：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

一、目前我市社會結構的主要變化

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別是全市國有集體企業改革的深入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市的社會結構發生着深刻的變化，傳統社會階層不斷演化，新的社會階層正在形成和壯大。1、傳統農民階層發生分化。長期以來，傳統的農民階層一直保持着相對穩定，但

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由於社會流動的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一部分農民“洗腳進城”，一部分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傳統的農民階層逐漸分化，農民的數量逐年減少。應該説，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市農民階層的轉移分化是與社會進步與發展要求相適應的。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市出現過兩次大型的農民轉移潮：其一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十萬農民進流通”後，通過制定出台一系列的鼓勵引導措施，先後有10多萬農民進入流通領域，活躍在市內外的城鄉街頭；其二是非公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吸納了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初步統計，從1999年到2014年，全市農業人口從116.34萬人減少到104.15萬人，減少12.19萬人，年均遞減2.2，佔總人口的比重也從73.53下降到70.42；農業勞動力的數量也從1999年的33.01萬人減少到2014年的30.06萬人，年均遞減2.8。儘管農業勞動力轉移很快，其速度也是過去不曾有過的，但我們認為這只是農民階層結構分化轉移的開始，並沒有

最後完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農業勞動者的數量還將繼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決於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需要。

2、民營業主階層正在興起。民營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一個新興階層，主要包括民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業主，這一階層不僅發展速度很快，而且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市民營業主階層的興起，主要是得益於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近年來，我市堅持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來抓，把民營經濟作為市場主體來塑造，使民營經濟成為機制最活、發展最快、貢獻最大的經濟增長點。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根據中央“抓大放小、有進有退”的方針，我們確定了“1 x”的改革模式，大面積、大規模、大力度地推進企業改革。除辦好邁亞1家國有控股公司外，其它600多家國有集體企業實現整體轉制，全部轉為民有民營。同時，圍繞改革帶來的體制優勢，我們以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為突破口，着力大招商、招大商，招商引資成效顯著。近4年協議引資100多億元，實際到位資金80多億元，實際到位資金超過改制前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總和，台灣旺旺集團、南方路機集團、中百包裝富思特集團、英國聯合利華公司等一大批大企業、大項目紛紛落户仙桃。我市這種大改革、大開放，有效地促進了民營經濟的發展，使民營經濟成為投資主體、税收主體和就業主體，完成投資、上繳税收、提供就業崗位均達到90以上，民營經濟的主體地位初步確立。初步統計，全市民營企業現在已發展到2400多家，個體工商户達4.5萬户。

3、打工階層逐漸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在促進民營業主階層興起的同時，也帶來了打工階層的逐步發展壯大。在“1＋x”的國有集體企業改革過程中，全市共有6萬多名國有集體企業職工通過付現、轉股、投保等多種補償方式轉變身份，其中絕大部分職工以打工者身份進入新企業，成為打工階層的主體。同時，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市內外打工的農民工激劇增加。初步統計，我市外出打工人員已達25.83萬人，比1999年的7.89萬人增加了3倍多。在民營工業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從1999年的2.76萬人增加到了6.74萬人；個體從業人員已達到6.83萬人。我市彭場鎮是全國著名的無紡布加工基地，近兩年新增企業50多家，全鎮民營企業達到140多家，吸納2萬多人就業，從過去的“就業難”變為了現在的“招工難”。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突出問題及原因分析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化，加速了社會結構與階層的分化，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也相繼出現，在政治、經濟、分配、就業、勞動保障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影響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

1、農民收入水平過低。當前，農民收入主要來源於農業生產和打工收入，總的來説是有增長但增長緩慢，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儘管現在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惠農舉措，包括糧食直補、取消農業税等，但畢竟杯水車薪，農業產業的弱勢性制約了農業增收的空間，農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打工收入。資料顯示，近些年來我市農民打工收入快速增長，1999年為1.94億元，2014年達到5.59億元，5年增加3倍。2014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615元，比1999年的2946元增加了

669元，增長了22.7％；但同期我市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655元增加到6895元，增加了2240元，增長了48.1％。因此，城鎮居民收入不僅比農民收入絕對數要高出1倍左右，而且增幅也要高出1倍，加上城鎮居民在醫療、教育、保險等方面的較好保障，使得農民在收入分配上遠遠低於城鎮居民。農民收入過低，潛藏着引發社會矛盾的可

能性。

2、城市貧民處境艱難。城市貧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崗失業職工、農民工和少數城市失地農民以及其他特困羣體。這個羣體面臨的困難主要有：一是生活難。很多城市貧民基本生活沒有保障，有的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線，靠低保金過日子的不在少數，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而這部分人絕大多數年齡在40~50歲，“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壓力很大。有些農民工在城市缺乏社會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領，生活也非常艱難。二是就業難。相比其他羣體而言，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相對較低，能力較弱，就業機會相對較少，存在就業無門問題。絕大多數就業在收入水平較低、技術含量不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三是就醫難。大部分城市貧民有病無錢醫，特別是重症病人根本就看不起病。四是教育難。主要是子女上學問題，有限的生活費用很難支付起高額的教育費用。

3、改革發展欠帳太多。這幾年我市經濟社會發展很快，特別是在體制改革和招商引資方面力度很大，但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陣痛”，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較大犧牲，遺留問題較多。一是土地徵佔問題。隨着招商引資力度加大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徵佔的土地不斷增多，由於徵地補償標準過低以及失地農民安置補償資金難到位等原因，在土地徵佔過程中羣眾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維護。二是下崗職工安置問題。我市國有集體企業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絕大部分企業職工通過付現、轉股、投保等多種補償方式順利實現再就業。但受多種因素影響，還是有少數職工補償標準偏低、養老保險沒有交齊、再就業沒有落實、低保金沒有到位，引發羣眾的牴觸與不滿。三是環境污染問題。我市的產業定位主要是輕紡型，絕大多數企業污染較小。但在少數地方、少數項目仍然擺放了一些污染較重的企業，直接影響了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此外，在城市管理、農業結構調整、體制改革等過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迫切解決而又非常棘手的問題，如推進農業規模經營與農民失地的矛盾、城市建設與拆遷補償的矛盾等。

4、政策落實難以到位。政策落實的彈性是引發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樣是一個政策，但在落實過程中、在具體操作中由於各種利益關係往往會千差萬別。國家先後出台許多利民惠農的政策，如取消農業税、實行糧食差價直補，但這些政策在少數地方並沒得到完全落實，有些資金甚至被剋扣、佔用。造成政策落實難到位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執法執紀的不公正性，包括司法腐敗、執法執紀標準彈性過大以及“三亂”現象嚴重等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三個方面：

1、思想觀念的大變化。隨着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社會思維方式、思想觀念發生着顯著而深刻的變化。過去那種僵化的、束縛的思想觀念被解放，人們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民主觀念、人本主義思想正在生成和發展，追求公平、正義，維護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的理念逐漸形成。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認為完全合理、天經地義的，認為是和諧的事情，現在也逐步開始質疑，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不能問、不敢問、也不想問”的局面。這種思想觀念的變化直接導致社會行為方式的轉變，從而帶來一些社會矛盾。

2、利益格局的大調整。改革開放實質上是一場利益格局的大調整。在這次大調整中，在許多具體和直接利益上往往又表現出矛盾和衝突，尤其是以農民和企業下崗職工兩大羣體受到的利益損害最大。這種利益格局調整的不公平性，決定了社會不和諧的必然性。和諧社會應該是一種追求的目標，是治國安邦的過程，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能指望有什麼靈丹妙藥，指望僅靠出台一個文件，就會使和諧社會一蹴而就。同時，和諧社會是相對和諧、總體和諧，往往一時的和諧被打破，又會逐步形成新的和諧，在社會的動態發展中逐步實現和諧。構建和諧社會要堅決反對“人造和諧”和“花錢買和諧”。在對待羣眾上訪、社會穩定等問題上，不能過分追求零上訪、零糾紛，而忽視問題的成因，忽視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人盯人”、當“滅火器”上，一味地想辦法“捂蓋子”，用錢來買穩定，用錢來營造和諧氛圍，這實質上是一種不作為，是一種“假和諧”。

3、轉型時期的大磨合。當前正值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經濟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體日益多樣化，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和分化，在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碰撞磨合的過程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比如由於幹部與羣眾在執政理念上難以對接，在理解執行黨的政策上難以取得一致，在社會發展變化的認識上存在偏差等，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一些社會摩擦與矛盾。再如，在對待羣眾上訪問題上，很多黨員幹部對黨與羣眾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缺乏認識，總認為上訪羣眾是“刁民”，是無理取鬧，總感到無可奈何、束手無策。有些羣眾上訪動不動就幾十人、上百人靜坐示威，擾亂社會秩序，方式方法固然不對；但同時也有一些幹部“官本位”意識時時作怪，一看到老百姓上訪，就認為是“犯上”，責怪基層、責怪羣眾。現在很多地方通過建立政府集中接訪室，給羣眾在思想上建立排解情緒的“緩衝站”，對防止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起到有效地作用。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對策和建議

為了認真貫徹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市專門出台了《關於提高執政能力，打造和諧仙桃的意見》，這個《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打造和諧仙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打造和諧仙桃的總體目標、主要任務以及具體措施。結合我市改革發展的實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點應從三個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充滿創造活力是和諧社會的顯著標志，社會創造活力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政策上、體制上、制度上調動和保證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一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增強發展活力。加快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之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窮更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現階段，發展不夠始終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實際。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始終把發展放在首位，始終保持一種強烈的發展衝動和激情,搶抓發展機遇，激發發展活力。二是全面貫徹“四個尊重”的方針，增強創業活力。社會活力源於人們的創造活動，創業活力越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越足，步伐越快。我們必須全面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努力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支持人們幹成事的創業氛圍和環境，激發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讓“創業”、“創造”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追求。三是堅持深化改革，增強體制活力。體制活力是最強大、最持久、最根本的活力，直接決定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率和活力。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不懈地深化體制改革，堅持不懈地破除妨害經濟發展和社會活力的體制機制弊端，特別是堅持不懈地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植根於民、成長於市、貢獻於社會，是機制最活、生命力最強、發展最快的經濟，最有利於調動社會創造力和發展積極性。要進一步消除民營經濟進入社會各領域的門坎和體制障礙，讓民營資本暢通無阻地進入法律未禁止的範圍，讓社會力量參與發展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

第二，妥善處理各方面利益關係，維護社會協調穩定。

沒有穩定就沒有和諧。妥善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協調好各方面利益關係，保持社會的協調穩定，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成為打造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

一是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構建統籌兼顧、各得

其所的利益格局。社會的矛盾和衝突，説到底是利益的衝突，改革實質上就是各方面利益的不斷調整。必須建立健全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羣眾利益的協調機制，切實維護和實現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既要切實維護最大多數羣眾的利益，又要統籌兼顧好不同社會階層、各方面羣眾的利益，特別是部分弱勢羣體的利益。既要保持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要維護羣眾最關心的直接利益，決不能以名義上的公共利益、大局利益侵害個人合法的現實利益、直接利益，要把改革的力度、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羣眾的承受程度結合起來，實現社會可持續的健康發展。既要堅持效率優先，又要注重維護社會公平，在經濟發展上鼓勵競爭、鼓勵先富、鼓勵培植優勢和特色，在利益分配上注重公平、關注民生、扶貧濟困、雪中送炭。

二是妥善處理

人民內部矛盾，做好新形勢下羣眾工作。人民羣眾是黨執政的基礎，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要根據羣眾工作出現的新情況，切實轉變工作方式方法，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和民主管理，切實把管理方式從行政命令為主轉到民主管理、依法管理的軌道上來。要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民主制度，保證羣眾依法行使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民主權利，擴大羣眾有序的政治參與。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羣眾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志和願望，把決策的過程作為羣眾意見表達和意見統一的過程。要加強羣眾政治思想工作，善於運用説服教育、示範引導和提供服務等各種方法，把羣眾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增強對羣眾的感情，傾聽羣眾呼聲、關心羣眾疾苦、解決羣眾困難，多幹羣眾急需的事，多幹羣眾受益的事，真正做到權為民用、情為民系、利為民謀。

三是樹立安全意識，健全安全網絡，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當前既是“黃金髮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完善防控體系，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要建立健全預警機制，增強防範和處置重大自然災害、社會風險和突發事件的能力。

第三，構建美好人居、人際環境，推進社會安居樂業。

社會政通人和、人民安居樂業是和諧的直接體現。要把精神文明建設、生態環境建設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營造和睦融洽的人際環境，舒適優美的人居環境和堅強有力的社會保障，形成全體人民安居樂業的祥和社會。

一是以提高人的文明素質為核心，營造和睦融洽的人際關係。構建和諧社會，首先是人自身的和諧和全面發展。要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讓全體人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要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廣泛開展羣眾性精神文明建設活動，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全社會形成遵紀守法、誠實守信、團結友愛、和睦相處的良好氛圍，提高市民素質和社會文明水平。

二是以打造綠色仙桃為載體，營造舒適優美的人居環境。人居環境的改善是現代城市文明與自然生態文明的綜合體現。要積極推進城市化，不斷提高城市化水平，讓更多的羣眾特別是廣大農村羣眾享受到現代文明帶來的成果。同時，要加強生態環境的保，促進人與自然長遠協調發展。

三是以充分就業為第一責任，

營造穩定可靠的社會保障環境。充分的就業和健全的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要把充分就業和健全保障作為黨委和政府的第一責任，讓每個市民都能壯有所為、老有所養，各盡其能、各得其所，構築一道穩定可靠的社會保障網。要結合企事業單位改，把社會保障向民營企業延伸，向農村空間拓展，不斷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

第三篇：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

一、目前我市社會結構的主要變化

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別是全市國有集體企業改革的深入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市的社會結構發生着深刻的變化，傳統社會階層不斷演化，新的社會階層正在形成和壯大。

1、傳統農民階層發生分化。長期以來，傳統的農民階層一直保持着相對穩定，但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由於社會流動的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一部分農民“洗腳進城”，一部分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傳統的農民階層逐漸分化，農民的數量逐年減少。應該説，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市農民階層的轉移分化是與社會進步與發展要求相適應的。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市出現過兩次大型的農民轉移潮：其一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十萬農民進流通”後，通過制定出台一系列的鼓勵引導措施，先後有10多萬農民進入流通領域，活躍在市內外的城鄉街頭；其二是非公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吸納了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初步統計，從1999年到2014年，全市農業人口從116.34萬人減少到104.15萬人，減少12.19萬人，年均遞減2.2%，佔總人口的比重也從73.53%下降到70.42%；農業勞動力的數量也從1999年的33.01萬人減少到2014年的30.06萬人，年均遞減2.8%。儘管農業勞動力轉移很快，其速度也是過去不曾有過的，但我們認為這只是農民階層結構分化轉移的開始，並沒有

最後完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農業勞動者的數量還將繼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決於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需要。

[本文來源於本站--本站，幫您找文章] 2、民營業主階層正在興起。民營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一個新興階層，主要包括民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業主，這一階層不僅發展速度很快，而且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市民營業主階層的興起，主要是得益於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近年來，我市堅持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來抓，把民營經濟作為市場主體來塑造，使民營經濟成為機制最活、發展最快、貢獻最大的經濟增長點。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根據中央“抓大放小、有進有退”的方針，我們確定了“1+x”的改革模式，大面積、大規模、大力度地推進企業改革。除辦好邁亞1家國有控股公司外，其它600多家國有集體企業實現整體轉制，全部轉為民有民營。同時，圍繞改革帶來的體制優勢，我們以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為突破口，着力大招商、招大商，招商引資成效顯著。近4年協議引資100多億元，實際到位資金80多億元，實際到位資金超過改制前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總和，台灣旺旺集團、南方路機集團、中百包裝富思特集團、英國聯合利華公司等一大批大企業、大項目紛紛落户仙桃。我市這種大改革、大開放，有效地促進了民營經濟的發展，使民營經濟成為投資主體、税收主體和就業主體，完成投資、上繳税收、提供就業崗位均達到90%以上，民營經濟的主體地位初步確立。初步統計，全市民營企業現在已發展到2400多家，個體工商户達4.5萬户。

3、打工階層逐漸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在促進民營業主階層興起的同時，也帶來了打工階層的逐步發展壯大。在“1＋x”的國有集體企業改革過程中，全市共有6萬多名國有集體企業職工通過付現、轉股、投保等多種補償方式轉變身份，其中絕大部分職工以打工者身份進入新企業，成為打工階層的主體。同時，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市內外打工的農民工激劇增加。初步統計，我市外出打工人員已達25.83萬人，比1999年的7.89萬人增加了3倍多。在民營工業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從1999年的2.76萬人增加到了6.74萬人；個體從業人員已達到6.83萬人。我市彭場鎮是全國著名的無紡布加工基地，近兩年新增企業50多家，全鎮民營企業達到140 多家，吸納2萬多人就業，從過去的“就業難”變為了現在的“招工難”。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突出問題及原因分析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化，加速了社會結構與階層的分化，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也相繼出現，在政治、經濟、分配、就業、勞動保障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影響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

1、農民收入水平過低。當前，農民收入主要來源於農業生產和打工收入，總的來説是有增長但增長緩慢，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儘管現在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惠農舉措，包括糧食直補、取消農業税等，但畢竟杯水車薪，農業產業的弱勢性

制約了農業增收的空間，農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打工收入。資料顯示，近些年來我市農民打工收入快速增長，1999年為1.94億元，2014年達到5.59億元，5年增加3倍。2014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615元，比1999年的2946元增加了669元，增長了22.7％；但同期我市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655元增加到6895元，增加了2240元，增長了48.1％。因此，城鎮居民收入不僅比農民收入絕對數要高出1倍左右，而且增幅也要高出1倍，加上城鎮居民在醫療、教育、保險等方面的較好保障，使得農民在收入分配上遠遠低於城鎮居民。農民收入過低，潛藏着引發社會矛盾的可能性。

2、城市貧民處境艱難。城市貧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崗失業職工、農民工和少數城市失地農民以及其他特困羣體。這個羣體面臨的困難主要有：一是生活難。很多城市貧民基本生活沒有保障，有的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線，靠低保金過日子的不在少數，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而這部分人絕大多數年齡在40~50歲，“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壓力很大。有些農民工在城市缺乏社會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領，生活也非常艱難。二是就業難。相比其他羣體而言，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相對較低，能力較弱，就業機會相對較少，存在就業無門問題。絕大多數就業在收入水平較低、技術含量不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三是就醫難。大部分城市貧民有病無錢醫，特別是重症病人根本就看不起病。四是教育難。主要是子女上學問題，有限的生活費用很難支付起高額的教育費用。

3、改革發展欠帳太多。這幾年我市經濟社會發展很快，特別是在體制改革和招商引資方面力度很大，但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陣痛”，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較大犧牲，遺留問題較多。一是土地徵佔問題。隨着招商引資力度加大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徵佔的土地不斷增多，由於徵地補償標準過低以及失地農民安置補償資金難到位等原因，在土地徵佔過程中羣眾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維護。二是下崗職工安置問題。我市國有集體企業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絕大部分企業職工通過付現、轉股、投保等多種補償方式順利實現再就業。但受多種因素影響，還是有少數職工補償標準偏低、養老保險沒有交齊、再就業沒有落實、低保金沒有到位，引發羣眾的牴觸與不滿。三是環境污染問題。我市的產業定位主要是輕紡型，絕大多數企業污染較小。但在少數地方、少數項目仍然擺放了一些污染較重的企業，直接影響了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此外，在城市管理、農業結構調整、體制改革等過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迫切解決而又非常棘手的問題，如推進農業規模經營與農民失地的矛盾、城市建設與拆遷補償的矛盾等。

4、政策落實難以到位。政策落實的彈性是引發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樣是一個政策，但在落實過程中、在具體操作中由於各種利益關係往往會千差萬別。國家先後出台許多利民惠農的政策，如取消農業税、實行糧食差價直補，但這些政策在少數地方並沒得到完全落實，有些資金甚至被剋扣、佔用。造成政策落實難到位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執法執紀的不公正性，包括司法腐敗、執法執紀標準彈性過大以及“三亂”現象嚴重等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三個方面：

1、思想觀念的大變化。隨着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社會思維方式、思想觀念發生着顯著而深刻的變化。過去那種僵化的、束縛的思想觀念被解放，人們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民主觀念、人本主義思想正在生成和發展，追求公平、正義，維護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的理念逐漸形成。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認為完全合理、天經地義的，認為是和諧的事情，現在也逐步開始質疑，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不能問、不敢問、也不想問”的局面。這種思想觀念的變化直接導致社會行為方式的轉變，從而帶來一些社會矛盾。

2、利益格局的大調整。改革開放實質上是一場利益格局的大調整。在這次大調整中，在許多具體和直接利益上往往又表現出矛盾和衝突，尤其是以農民和企業下崗職工兩大羣體受到的利益損害最大。這種利益格局調整的不公平性，決定了社會不和諧的必然性。和諧社會應該是一種追求的目標，是治國安邦的過程，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能指望有什麼靈丹妙藥，指望僅靠出台一個文件，就會使和諧社會一蹴而就。同時，和諧社會是相對和諧、總體和諧，往往一時的和諧被打破，又會逐步形成新的和諧，在社會的動態發展中逐步實現和諧。構建和諧社會要堅決反對“人造和諧”和“花錢買和諧”。在對待羣眾上訪、社會穩定等問題上，不能過分追求零上訪、零糾紛，而忽視問題的成因，忽視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人盯人”、當“滅火器”上，一味地想辦法“捂蓋子”，用錢來買穩定，用錢來營造和諧氛圍，這實質上是一種不作為，是一種“假和諧”。

3、轉型時期的大磨合。當前正值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經濟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體日益多樣化，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和分化，在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碰撞磨合的過程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比如由於幹部與羣眾在執政理念上難以對接，在理解執行黨的政策上難以取得一致，在

社會發展變化的認識上存在偏差等，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一些社會摩擦與矛盾。再如，在對待羣眾上訪問題上，很多黨員幹部對黨與羣眾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缺乏認識，總認為上訪羣眾是“刁民”，是無理取鬧，總感到無可奈何、束手無策。有些羣眾上訪動不動就幾十人、上百人靜坐示威，擾亂社會秩序，方式方法固然不對；但同時也有一些幹部“官本位”意識時時作怪，一看到老百姓上訪，就認為是“犯上”，責怪基層、責怪羣眾。現在很多地方通過建立政府集中接訪室，給羣眾在思想上建立排解情緒的“緩衝站”，對防止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起到有效地作用。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對策和建議

為了認真貫徹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市專門出台了《關於提高執政能力，打造和諧仙桃的意見》，這個《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打造和諧仙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打造和諧仙桃的總體目標、主要任務以及具體措施。結合我市改革發展的實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點應從三個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充滿創造活力是和諧社會的顯著標志，社會創造活力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政策上、體制上、制度上調動和保證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一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增強發展活力。加快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之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窮更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現階段，發展不夠始終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實際。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始終把發展放在首位，始終保持一種強烈的發展衝動和激情,搶抓發展機遇，激發發展活力。二是全面貫徹“四個尊重”的方針，增強創業活力。社會活力源於人們的創造活動，創業活力越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越足，步伐越快。我們必須全面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努力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支持人們幹成事的創業氛圍和環境，激發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讓“創業”、“創造”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追求。三是堅持深化改革，增強體制活力。體制活力是最強大、最持久、最根本的活力，直接決定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率和活力。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不懈地深化體制改革，堅持不懈地破除妨害經濟發展和社會活力的體制機制弊端，特別是堅持不懈地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植根於民、成長於市、貢獻於社會，是機制最活、生命力最強、發展最快的經濟，最有利於調動社會創造力和發展積極性。要進一步消除民營經濟進入社會各領域的門坎和體制障礙，讓民營資本暢通無阻地進入法律未禁止的範圍，讓社會力量參與發展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

第二，妥善處理各方面利益關係，維護社會協調穩定。

沒有穩定就沒有和諧。妥善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協調好各方面利益關係，保持社會的協調穩定，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成為打造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

一是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構建統籌兼顧、各得

其所的利益格局。社會的矛盾和衝突，説到底是利益的衝突，改革實質上就是各方面利益的不斷調整。必須建立健全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羣眾利益的協調機制，切實維護和實現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既要切實維護最大多數羣眾的利益，又要統籌兼顧好不同社會階層、各方面羣眾的利益，特別是部分弱勢羣體的利益。既要保持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要維護羣眾最關心的直接利益，決不能以名義上的公共利益、大局利益侵害個人合法的現實利益、直接利益，要把改革的力度、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羣眾的承受程度結合起來，實現社會可持續的健康發展。既要堅持效率優先，又要注重維護社會公平，在經濟發展上鼓勵競爭、鼓勵先富、鼓勵培植優勢和特色，在利益分配上注重公平、關注民生、扶貧濟困、雪中送炭。

二是妥善處理

人民內部矛盾，做好新形勢下羣眾工作。人民羣眾是黨執政的基礎，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要根據羣眾工作出現的新情況，切實轉變工作方式方法，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和民主管理，切實把管理方式從行政命令為主轉到民主管理、依法管理的軌道上來。要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民主制度，保證羣眾依法行使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民主權利，擴大羣眾有序的政治參與。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羣眾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志和願望，把決策的過程作為羣眾意見表達和意見統一的過程。要加強羣眾政治思想工作，善於運用説服教育、示範引導和提供服務等各種方法，把羣眾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增強對羣眾的感情，傾聽羣眾呼聲、關心羣眾疾苦、解決羣眾困難，多幹羣眾急需的事，多幹羣眾受益的事，真正做到權為民用、情為民系、利為民謀。

三是樹立安全意識，健全安全網絡，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當前既是“黃金髮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完善防控體系，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要建立健全預警機制，增強防範和處置重大自然災害、社會風險和突發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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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1833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

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調研報告

序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適應了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刻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為了深入瞭解和諧社會的建設情況，我在青浦區白鶴鎮範圍內隨機對108人進行了調查。關鍵字：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小康

一、社會結構的主要變化

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別是全市國有集體企業改革的深入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結構發生着深刻的變化，傳統社會階層不斷演化，新的社會階層正在形成和壯大。

1、傳統農民階層發生分化。長期以來，傳統的農民階層一直保持着相對穩定，但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由於社會流動的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農民的數量逐年減少。應該説，從一定意義上講，農民階層的轉移分化是與社會進步與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儘管農業勞動力轉移很快，其速度也是過去不曾有過的，但我們認為這只是農民階層結構分化轉移的開始，並沒有最後完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農業勞動者的數量還將繼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決於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需要。

2、民營業主階層正在興起。民營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一個新興階層，主要包括民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業主，這一階層不僅發展速度很快，而且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民營業主階層的興起，主要是得益於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

3、打工階層逐漸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在促進民營業主階層興起的同時，也帶來了打工階層的逐步發展壯大。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市內外打工的農民工激劇增加。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突出問題及原因分析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化，加速了社會結構與階層的分化，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也相繼出現，在政治、經濟、分

配、就業、勞動保障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影響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

1、農民收入水平過低。當前，農民收入主要來源於農業生產和打工收入，總的來説是有增長但增長緩慢，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儘管現在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惠農舉措，包括糧食直補、取消農業税等，但畢竟杯水車薪，農業產業的弱勢性制約了農業增收的空間，農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打工收入。

2、城市貧民處境艱難。城市貧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崗失業職工、農民工和少數城市失地農民以及其他特困羣體。這個羣體面臨的困難主要有：生活難。就業難。就醫難。教育難等問題。

3、政策落實難以到位。政策落實的彈性是引發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樣是一個政策，但在落實過程中、在具體操作中由於各種利益關係往往會千差萬別。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對策和建議

第一，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充滿創造活力是和諧社會的顯著標志，社會創造活力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政策上、體制上、制度上調動和保證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一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增強發展活力。加快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之道。二是全面貫徹“四個尊重”的方針，增強創業活力。社會活力源於人們的創造活動，創業活力越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越足，步伐越快。三是堅持深化改革，增強體制活力。體制活力是最強大、最持久、最根本的活力，直接決定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率和活力。

第二，妥善處理各方面利益關係，維護社會協調穩定。一是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構建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的利益格局。二是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做好新形勢下羣眾工作。真正做到權為民用、情為民系、利為民謀。

三是樹立安全意識，健全安全網絡，切實維護社會穩定。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完善防控體系，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要建立健全預警機制，增強防範和處置重大自然災害、社會風險和突發事件的能力。

第三，構建美好人居、人際環境，推進社會安居樂業。一是以提高人的文明素質為核心，營造和睦融洽的人際關係。構建和諧社會，首先是人自身的和諧和

全面發展。要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讓全體人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二是以打造綠色仙桃為載體，營造舒適優美的人居環境。三是以充分就業為第一責任，營造穩定可靠的社會保障環境。充分的就業和健全的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

第五篇：縣鄉構建和諧社會調研報告

縣鄉構建和諧社會調研報告

社會調研報告

社會調研報告

編者按：××××縣××鄉認真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科學發展觀，在短短几年中，創造出了“八步工作法”，形成了“××經驗”，做到了真正把人民羣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人民羣眾的利益作為第一考慮，把人民羣眾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人民羣眾的

滿意作為第一標準，實現了由“管壓型”向“服務型”的政府職能轉變。從而使××鄉由亂到治，政通人和，連續5年零上訪。為解讀“××現象”，國家行政學院、××市委組織部、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誌社、××市委黨校、××行政學院的有關同志組成聯合調查組，於新年伊始，共赴××縣××，進行了實地調研。調研結果表明，“××經驗”具有方向性意義，值得借鑑、推廣。

由“不和諧”到“和諧”的××鄉

“九溝十樑四面坡，溝深坡陡懸崖多，往上望得草帽落，往下看得打哆嗦。”説的是大山深處的××××縣××鄉，它與四川省宣漢縣接壤，距縣城66公里，是國家貧困縣的特困鄉。該鄉交通不便，飲水困難，信息閉塞，自然災害頻繁，生產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是××縣位置最偏遠、經濟最貧窮的鄉之一。

5年前，由於多種原因，××鄉的羣眾普遍滋生不滿情緒，散（心散）———怨（怨氣）———亂（非理性行為）現象瀰漫民間。村民們認為鄉政府只收錢，不辦實事。於是上訪、打幹部、砸爛幹部摩托車的事時有發生。199(敬請期待好文網更好文章)7年，全鄉的農業税和統籌款只完成了60％，完成20％以下的有6個村。特別是1998年，在集中清查追收計劃生育、殯葬改革、國土、林業等罰款執法中，搞户户過關，全鄉30％左右的農户遭到處罰，罰款高的農户超過千元。在當時農民人均負擔達到140元左右的情況下，這一大規模的罰款行為激化了矛盾。發生數百農民聚集、以銃為號、圍攻鄉政府的事件。縣裏派出警力幫助維護秩序，竟有村民相約要炸燬山溝裏唯一的橋樑通道，以使警察進得去、出不來。最後，是縣領導去做化解工作才解了圍。鄉幹部脱離了險境，悶在屋內幾天不出門，茶飯不思，人心難聚。

××鄉黨委、政府一班人帶領全鄉人民經過卧薪嚐膽，艱苦創業，近5年來經濟社會發生顯著變化，黨羣幹羣關係根本好轉。連續5年零上訪，農村各項税費年年按時完成，羣眾自發地給鄉黨委、政府送有19面錦旗，立有兩塊“德政碑”。5年前，鄉村幹部到農民家，常常吃“閉門羹”，羣眾恨幹部、怕幹部，而現在羣眾盼幹部、親幹部，幹部下村，總是爭着往家裏請。興坪村村民廖華山曾與鄉政府鬧過對立，2014年鄉里籌資修建鄉中學時，他不但捐款300元，還把自己留下來準備養老的2萬元借給了政府。在給鄉黨委的一封信裏，他寫道：這2萬元“我兒子修房子、買車子時我都沒有借，現在借出來，和你們一起共度難關……”真可謂，黨羣幹羣魚水情深。

是什麼原因使一個邊遠偏僻、貧窮落後、幹羣關係緊張的特困鄉發生如此明顯變化？用鹿峒村一位時年65歲的老黨員李元生的話説：“以前是很難看到黨委書記到農民家，現在是黨羣之間接上了氣。”言簡意賅，含義深刻。在××鄉的羣眾座談會上，村民們給出了答案：是“八步工作法”改善了幹羣關係，是“八步工作法”促進了鄉村鉅變。在××縣、在××各地，人們把××鄉黨委、政府探索出的黨的基層組織踐行“三個代表”、堅持執政為民的以“八步工作法”為內核的經驗，稱為“××經驗”。

“八步工作法”產生的背景

“八步工作法”是××縣××鄉黨委、政府一班人為破解難題、走出困境，在實踐中探索的偉大創舉。而這種創舉，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農村社會轉型期多種原因交織而形成的，既有其產生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帶普遍性的原因。

深刻反省，找準原因。首先是體制上的因素。如在鄉級財政體制問題上，××鄉財政負擔重，年剛性支出340多萬元，而本級財政收入僅達60多萬元。收入支出之間懸殊過大，財政缺口難以解決，鄉政府正常工作運轉存在問題，一些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民難以承受。其次，政策執行上的因素。在農村政策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鄉幹部主觀願望想為農民辦好事辦實事出實績，但又缺乏手段，不知怎樣服好務。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政策性計劃指標，催糧催款、刮宮引產，強制性建設骨幹產業基地。經濟上不尊重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政治上不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事事代替農民作主，使農民利益受到侵害。第三，領導方式和領導作風上的因素。不少幹部從傳統的思維定勢出發，對廣大羣眾採取“管壓”式的簡單行政命令和強制干預。一些幹部官僚主義嚴重，不深入民間瞭解民情，在村民面前擺架子、耍威風、好吃喝，引起農民反感。第四，教育引導不到位的因素。不××展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視教育引領羣眾的工作，導致農民對一些政策法規不理解，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基層幹部。

重樹形象，尋求切入點。找準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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