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傳》的課文賞析新版多篇

《五柳先生傳》的課文賞析 篇一

《五柳先生傳》，開篇先敍傳主之姓名籍貫。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亦循此例，卻有意同讀者開了一個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傳主生於何時，長於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這位“五柳先生”簡直是天外來客。唯一與傳主身份產生聯繫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樹”而已！

沈約《宋書·隱逸傳》引《五柳先生傳》且評之曰，陶淵明“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陶宅之旁廣種柳樹，可視為“實錄”，此有陶詩為證。《歸園田居》：“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擬古》：“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然作為一篇“自況”之文，“五柳”這一自然景觀僅僅是陶淵明“因以為號”的觸發點，卻完全不能解釋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錢鍾書先生於《管錐篇》中指出：“豈作自傳而並不曉己之姓名籍貫哉？正激於世之賣聲名、誇門第者而破除之爾！”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正是針對世俗有感而發，意欲“破除”此種賣聲名、誇門第之社會風氣。

魏晉時代，門閥制度盛行。曹魏制訂的“九品官人法”賦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權。朝廷於州郡設立中正，評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當然獲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與官職中國之高低掛鈎。於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顯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賤族”的局面。這種制度，延續到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時代達到鼎盛，以致“高門華族，有世及之榮，庶姓族人，無寸進之路”（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終東晉之世，朝廷權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謝四大家族手中，成為門閥制度高峯期的顯著標志。

上層如此，士流趨鶩。族姓閥閲既成為進入仕途的根本條件，世家士子，視門第作鐵飯碗，郡望作護身符，族譜作通行證，至於德、才二字，則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於是整個社會彌散着一種重門閥輕才德的社會風氣。士人“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劉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榮光、託庇死人餘輝為榮，成了一種社會流行病。

對這一世人司空見慣的現象，陶淵明冷眼觀之十分不滿。“世與我而相違”（《歸去來兮辭》）這種不趨流俗的個性，註定了陶淵明與門閥之風的不調和。自傳文《五柳先生傳》中，郡望、門第、宗譜一概闕如，看似不合常規，其實是對時風世俗的反撥。自號“五柳先生”，是對門閥制度的一種揶揄，對世族名士的一種調侃。陶淵明以“不知何許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詳其姓字”嘲弄了門第之高貴，以“宅邊五柳樹”嘲弄了地位之顯赫，以“不慕榮利”嘲弄了官爵之矜誇……可以説，陶淵明藉以“自況”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針對東晉門閥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淵明遺世獨立清高絕俗的個性的一種外在表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晉宋並享譽後世，王、庚、桓、謝四大豪門雖然煊赫一時，而今安在哉！

當然，陶淵明不是“天外來客”，雖非名門望族，其家族淵源本也可作自我誇飾。其曾祖陶侃為晉大司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親陶敏擔任過中低級官吏而後歸隱。陶淵明在《命子》《贈長沙公》《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等詩文中列舉過這些事實。陶淵明的自述宗譜和士流的自我矜誇是不可相提並論的。陶淵明以辭官歸隱的實際行動表現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價值，而“五柳先生”這一稱謂，正明確地表明瞭詩人與世俗觀念的徹底決裂。

《五柳先生傳》的課文賞析 篇二

陶淵明歷來都被稱為“田園詩人”，因為他的很多傑出詩篇都是歸隱田園以後所作。他讚美勞動的生活與大自然的優美嫻靜，幻想出現沒有貧困與壓榨的理想社會。語言樸素，自然優美，一反六朝時代追求華麗堆砌的文風，無論在思想性藝術性上都對後代文學有很大影響。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五柳先生傳》是他託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傳。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説：“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淵明的自畫像。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文章開頭第一句，即把這位先生排除在名門望族之外，不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貫，“亦不詳其姓字”，他是一位隱姓埋名的人。晉代是很講究門第的，而他竟與這種風氣背道而馳，這就暗示他是一位隱士。“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就這樣隨便地取了一個字號。他不僅隱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視姓字，用莊子的話説，“名者，實之賓也”，本就無關緊要。但為什麼看中五柳樹呢？也許他宅邊並無桃李，只有這麼幾棵柳樹，這與後面所寫“環堵蕭然”是一致的。他的房屋簡陋，生活貧窮，這五柳樹帶一點清靜、淡雅、簡樸的色彩。以五柳為號也就顯示了他的性格。

對他的名字作了介紹之後，接着寫他的生活、性格。“閒靜少言，不慕榮利”，這是他最突出的地方。閒靜少言是他的外在表現，不慕榮利，才是他的真實面貌。因為不追求榮利，他就無須奔忙，不用煩躁，自然也就閒，也就靜，用不着喋喋不休。但這種閒靜少言，並不等於他沒有志趣。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讀書，一是飲酒，一是寫文章，可見他的志趣是高雅的`。他雖然隱姓埋名，但與道家説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並不一樣。不過，他“好讀書，不求甚解”，為什麼不求甚解？這就與他的“不慕榮利”有關。他讀書的目的，是一種求知的滿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他並不想“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他既不追求名，也不追求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他有什麼“會意”呢？沒寫。我們從陶淵明所寫的《讀山海經》《詠荊軻》等詩作中可以想見。他從書中得到哲理，得到啟示，對當時的混亂、醜惡的現實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人生有了更透徹的瞭解。但只能“會意”，不能言傳，因而“閒靜少言”，只是不説，不是不知。這使我們隱隱地感到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識的人，也隱隱地感到那個社會對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二個志趣——飲酒。五柳先生“閒靜少言”，但讀書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説明他內心並非一潭死水，而是有波瀾的。內心的波瀾沒有表現出來，卻找到了一個使波瀾平靜的方法，這就是嗜酒。“嗜”字説明不是一般的小飲，而是“期在必醉”。儘管“家貧”，也沒有改變這一嗜好，就因為在醉鄉中可以使心靈的波瀾得到平靜。這是他在那種環境裏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種方法。

第三個志趣——著文章。他著文章的目的是“自娛”，不是要給別人看，更不是要獻給統治者，去求官得祿。這一點也説明了他內心的確有“會意”，有話要説的，只是不願對別人説，寫文章給自己看。“閒靜少言”而又“常著文章自娛”，就是這種心情的反映。

對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敍述以後，文章結尾也仿史家筆法，加個讚語。這個讚語的實質就是黔婁之妻的兩句話：“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這兩句話與前面寫到的“不慕榮利”相照應，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點和優點。作者正是通過五柳先生“頗示己志”，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文章最後有兩句設問的話：“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表明作者也很欣賞道家所鼓吹的無為而治的古代社會，但全文主要精神仍然是儒家的“獨善其身”。全文不足二百字，語言洗練，於平淡之中表現深刻的內容，這就是陶淵明詩文的一大特色。

《五柳先生傳》的課文賞析 篇三

正文部分又可分為四小節。第一節自開頭至“因以為號焉”，交代“五柳先生”號的由來，開篇點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文章開頭第一句，即把這位先生排除在名門望族之外，不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貫，“亦不詳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隱姓埋名的人。晉代是很講究門第的，而五柳先生竟與這種風氣背道而馳，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隱士。“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就這樣隨便地取了一個字號。五柳先生不僅隱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視姓字，用莊子的話説，“名者，實之賓也”，本就無關緊要。但他看中五柳樹的原因也許五柳先生宅邊並無桃李，只有這麼幾棵柳樹，這與後面所寫“環堵蕭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簡陋，生活貧窮，這五柳樹帶一點清靜、淡雅、簡樸的色彩。以五柳為號也就顯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節自“閒補少言”至“欣然忘食”，寫五柳先生的稟性志趣。接着寫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閒靜少言，不慕榮利”，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閒靜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現，不慕榮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實面貌。因為不追求榮利，五柳先生就無須奔忙，不用煩躁，自然也就閒，也就靜，用不着喋喋不休。但這種閒靜少言，並不等於五柳先生沒有志趣。但這一節主要是寫其“好讀書”而善讀書。但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與五柳先生的“不慕榮利”有關。五柳先生讀書的目的，是一種求知的滿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識的人，和那個時代的社會對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節自“性嗜灑”至“不吝情去留”，寫“五柳先生”的飲酒嗜好。作者強調他的嗜灑是出於天性，而非門閥之士的放蕩縱酒，自我麻醉。但嗜灑與家貧又是矛盾的，他不慕榮利，不能擺脱貧困，便“不能常得”到酒。這説明他不因嗜酒而失節。至於親友請他吃酒，他卻毫無拘束，一去即飲，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與認真，並沒有當時所謂名士的虛偽與矯情。飲酒是他在那種時代環境裏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種方法。

第四節自“環堵蕭然”至“以此自終”，寫“五柳先生”的安貧與著文。他雖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卻安然自得。這正是他安貧樂道的表現。而“常著文章自娛”，不入塵網，則是他讀書“每有會意”的結果。並且，“忘懷得失”又是他“不慕榮利”的性格使然。這些既與前文相照應，又收束了全篇。

對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敍述以後，第二部分文章結尾也仿史家筆法，加個讚語。這個讚語的實質就是黔婁之妻的兩句話：“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這兩句話與前面寫到的“不慕榮利”相照應，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點和優點。陶淵明正是通過五柳先生“頗示己志”，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後有兩句設問的話：“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既表達了他對上古社會淳樸風尚的嚮往之情，又説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現想的隱士。同時也是對世風日卜的黑暗現實的鍼砭與嘲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