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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黨建引領小區治理進展情況的調研與思考

關於黨建引領小區治理進展情況的調研與思考

關於黨建引領小區治理進展情況的調研與思考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重大要求,為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指明瞭方向。加強居民小區“微治理”,引導城鄉社區羣眾在黨的領導下,發揮自治作用,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目標,是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客觀要求。我市以黨建引領城鄉小區治理,創新基層“微治理”,作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突破口,積極探索城鄉小區治理“1314”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為新時代創新城鄉基層治理、完善城鄉治理體系提供了有益借鑑。

一、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

隨着經濟社會發展,基層社區治理面臨的矛盾日益突出,需要解決的問題日益凸顯。目前,基層社會治理主要面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黨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沒能得到充分發揮,基層社區治理方向日益模糊。隨着經濟社會發展,基層社會組織日益發展壯大,這些社會組織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如果不能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作用,就會造成基層社會治理方向日益模糊。第二,羣眾參與度不夠,不能凝聚專業人才力量。在當前基層治理中,許多居民對社區事務缺乏參與的主動性,只是被動接受管理者的安排和規劃。許多地方還沒能真正把羣眾組織起來,羣眾的集體力量發揮不充分。第三,缺乏有效的溝通交流機制,羣眾與管理者之間缺乏有效溝通,沒能形成治理合力。這種情況導致社區居民的需求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反饋和滿足,同時管理者的政策和舉措也難以準確地傳達給居民。第四,社區治理的權責不清,不能靈活運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治理手段。由於職責範圍不明確,管理者無法有效行使職權,而居民也不瞭解管理者的職責,造成社區管理混亂,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

二、我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實踐

(一)堅持“一個引領”,把準小區治理“方向標”

堅持黨建引領,把基層黨組織的觸角延伸至小區、樓棟,把黨的領導融入小區治理的各方面、全過程,激活基層治理的“神經末梢”。一是建立“紅色堡壘”。按照“一小區一支部、一樓棟一黨小組”的原則,由縣區黨委統籌,街道黨工委牽頭,社區黨組織和結對單位、主管單位黨組織聯動,組織社區直管黨員、在職黨員、結對單位黨員、離退休黨員等建立小區黨支部。具體做法是:有3名以上直管黨員的小區,單獨建立黨支部;直管黨員不足3名的,聯合建立黨支部;暫不具備組建條件的,組織直管黨員、在職黨員、離退休黨員和流動黨員等,組建功能型黨支部,實現黨組織全覆蓋。目前,全市已建立小區黨支部1583個。二是選好“紅色頭雁”。按照“有熱情、有能力、有時間、有公心”的標準,採取黨員個人自薦、社區黨組織推薦、街道黨工委任命等方式,選優配強小區黨支部書記。優先選拔小區居民中的離退休黨員擔任小區黨支部書記,充分發揮他們在小區的組織力、號召力和影響力。三是激活“紅色動能”。在社區黨組織、小區黨支部的引導下,小區直管黨員、在職黨員、離退休黨員和流動黨員主動亮明身份、參加活動、開展服務,積極參與小區治理,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得到有效發揮,釋放出強大的動能。

(二)培育“三支隊伍”,鍛造小區治理“生力軍”

開展黨建引領小區治理,推動小區居民自治,關鍵在於培育小區治理的骨幹隊伍。我市通過培育業主代表隊伍、物業服務隊伍、黨員骨幹隊伍,使其發揮示範帶動作用,激活了小區治理的內生動力。一是組建“紅色自管會”,培育業主代表隊伍。在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組織的領導下,小區黨支部發揮政治引領作用和黨員業主的先鋒模範作用,全程參與、指導小區居民民主產生業主自治組織。對有物業管理的小區,通過召開業主大會,選舉產生業委會;對無物業管理的小區,由小區黨支部召集業主代表,通過民主協商成立自管會。在實踐中,積極倡導小區黨支部書記和業主自治組織負責人由一人兼任,實現“一肩挑”。同時,推薦符合條件的黨員業主通過法定程序進入小區業主自治組織,把小區治理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黨組織手中。目前,全市3800個居民小區中,已建立業委會121個、自管會1466個,6418名黨員進入小區業主自治組織任職。二是打造“紅色物業”,培育物業服務隊伍。我市共有居民小區3800多個,在市場監管部門註冊的物業企業2900餘家,納入物業管理的居民小區754個。為加強黨對物業服務行業的領導,市委成立了物業服務行業黨委,負責指導物業行業黨建工作和物業行業服務管理。對有物業管理的小區,推行“雙向導入”模式,推動社區“兩委”班子與物業服務企業成員“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建立雙向需求清單,提升服務質量。對單位家屬院、拆遷安置小區和“三無”小區,充分發揮小區自管會作用,積極選聘物業服務企業或物業服務人員,做好環境衞生整治、老舊基礎設施改造、人防物防技防提升、矛盾糾紛化解等工作。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組織還採取組建公益性物業服務實體、成立物業託管中心、打包委託物業公司管理等方式,探索物業管理服務路徑。目前,全市96家物業服務企業與社區開展了“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完善議事清單和議事規則,變“兩家人”為“一家親”,推動“紅色物業”融入基層治理,累計破解小區治理難題2000餘件。三是選聘“紅色管家”,培育黨員骨幹隊伍。社區黨組織、小區黨支部通過摸排小區黨員、居民“家底”,採取羣眾推選、社區聘任等方式,從小區居民中選聘威信高、熱情高、能力強的黨員骨幹擔任樓棟長,承擔宣傳黨的政策、收集社情民意、調解鄰里糾紛、監督環境衞生等管理責任,讓黨員成為小區的“紅色管家”,把為民服務的觸角延伸到樓道、覆蓋到家庭。全市先後選聘“紅色管家”6957名。

(三)聚焦“一個目標”,打造小區治理“共同體”

黨建引領小區治理,需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整合轄區各種資源、各種力量,形成治理合力。我市通過發揮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組織的橋樑和紐帶作用,整合駐區單位、結對單位、羣團組織等資源,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機制,做到大事共議、要事共決、實事共辦、難事共商,壯大了小區治理“朋友圈”。一是包保單位給力。結合文明城市創建,組織機關企事業單位結對幫建城鄉社區、居民小區,實現單位結對、領導包保、黨員下沉。全面實行“一包五幫”制度,推動市、縣機關企事業單位包聯“三無”小區,幫助小區建立黨組織,幫助建立自管會等業主自治組織,幫助選聘物業企業或物業服務人員,幫助化解小區治理矛盾,幫助協調資金資源、加強人防物防技防建設。建立“一包五幫”落實情況評價反饋機制,每季度由街道彙總評價結果,報送縣區組織部門、創建辦,作為考核評價依據。二是網格管理髮力。新時代“楓橋經驗”,集中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方案。我市充分借鑑新時代“楓橋經驗”,着眼小區的精細化治理,在社區下劃分基礎網格,配備專職網格員,將小區納入網格化管理。落實小區日巡查、日走訪制度,完善問題上報、流轉、處置、評價工作流程,及時反映小區居民訴求,幫助解決小區管理、矛盾糾紛、治安防控、環境整治等問題,實現“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全市共劃分基礎網格1.81萬個,配備專職網格員3.93萬名。三是志願服務助力。發揮城鄉社區老幹部、老模範、老教師、老軍人、老專家等“五老”人員的示範帶動作用,引導“雙報到”在職黨員、社區直管黨員、結對包保單位黨員和熱心業主參與志願服務,通過認領項目、結對幫扶、微心願助力等多種形式,在每個小區打造1~2個特色服務品牌。同時,動員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殘聯等羣團組織結合自身特點和優勢,到小區開展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活動,豐富小區羣眾文化生活,為小區居民排憂解難。目前,全市已有5.72萬名黨員主動到社區報到,結合自身職業特點、個人特長及單位優勢,認領服務崗位3.2萬個,服務羣眾29.8萬人次。

(四)實現“四治融合”,奏響小區治理“協奏曲”

加強小區治理,需要綜合施策。我市在黨建引領小區治理工作中,注重探索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有效途徑,着力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小區治理共同體。一是自治“聚”民心。發揮小區黨支部引領作用,以小區業委會、自管會等居民自治組織為主體,綜合運用居民議事會、懇談會等載體,引導小區居民積極參與小區治理,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激發了自治活力。溮河區金牛山街道周家山社區是一個自建房多、外來人口多、矛盾糾紛多、“三無”小區多的“城中村”,以前垃圾到處堆、電線漫天飛、車輛亂停放。通過成立小區黨支部和自管會,發動羣眾集中攻堅,短短兩個月,清理“蜘蛛網”線路近4噸,架設“空中線路”4000米,維修排水溝近千米,修砌花壇105處,安裝充電裝置80套,劃設停車位478個,完成23個“三無小區”電子監控全覆蓋……“城中村”換顏“幸福家園”。二是德治“潤”民心。發揮德治滋潤作用,通過打造初心廣場、“平語大道”、文化長廊等文化宣傳陣地,推動紅色文化嵌入小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大別山精神和社區文化為內容在小區設置宣傳版面,積極打造紅色樓棟、文明樓棟,推動紅色文化在小區落地生根,為文明城市創建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溮河區五星街道和平小區以開展“星級樓組”創建為載體,通過拍攝全家福、對樓道進行裝飾、定期開展大掃除等形式,引導居民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各縣區還通過組織“百家宴”“我們的節日”,評選“文明市民”“文明家庭”“好媳婦、好婆婆”等活動,涵養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新風尚。三是法治“安”民心。發揮法治保障作用,以零事故、零案件、零上訪的“三零”創建為抓手,開展平安創建;整合信訪、綜治、仲裁、司法等多部門力量,建立一站式“矛調”中心,形成“信訪打頭、調解為主、訴訟斷後”工作模式,全鏈條化解矛盾糾紛,不斷提升羣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四是智治“舒”民心。推進智慧消防、智慧安防、羣防羣治數字化建設,以數字化助力小區治理,讓羣眾體驗高效、快捷、優質服務。溮河區金牛山街道打造全市首家智慧社區管理平台,在周家山社區、金鼎社區投入使用,為居民提供24小時“不打烊”服務。該智慧消防系統在發現險情後,會在3~5秒內通過短信、電話、APP,將含有位置的信息發送給專職網格員處理。

三、我市“1314”社區治理實踐對基層治理創新的有益啟示

我市黨建引領小區治理的實踐,是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重大要求的生動體現,對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創新基層治理實踐提供了有益啟示。

(一)創新基層“微治理”,必須堅持黨建引領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務羣眾的最前沿。創新城鄉“微治理”,是完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在《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第一條歷史經驗就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政治優勢,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加強基層治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羣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鬥堡壘。我市堅持以黨的領導統攬全局,着力構建縣區黨委、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組織、小區黨支部、樓棟黨小組五級組織體系,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形成了縣區黨委統籌、街道黨工委抓“大事”、社區黨組織管“小事”、小區黨支部聚焦“家常事”的格局,五級黨組織各司其職,圍繞服務居民需求,協調各方資源及力量,凝聚多方合力,實現了黨建引領小區治理的無縫對接。特別是推動黨的組織向居民小區延伸,在小區建立黨支部,認真履行“五項職責”,即參與小區重大事項商議、矛盾糾紛調解、社區管理服務,組織引導業主組建業委會、自管會,加強物業服務監督,對接社區黨組織,教育引導小區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等,把小區的各種力量統籌起來,把小區居民組織起來,共同加強小區治理,展示了黨組織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羣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實踐證明,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創新基層“微治理”,是完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根本路徑。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才能確保基層治理正確的政治方向,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基層治理效能。

(二)創新基層“微治理”,要以組織體系建設為基礎

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勢所在、力量所在。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我們黨建立了包括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在內的嚴密組織體系,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黨都不具有的強大優勢。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對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提出了新要求。新冠疫情防控凸顯了城鄉社區的重要作用,也暴露了基層治理的短板和不足。比如,社區黨組織作為城市最基層的黨組織,其觸角沒有延伸到小區,黨組織的作用難以傳遞到“神經末梢”;羣眾自治性組織缺乏;等等。我市通過發揮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組織的作用,在城市居民小區建立黨支部、設立樓棟黨小組、選聘黨員中的先進分子擔任“紅色管家”,健全了黨在城市基層的組織體系,實現了打通堵點、力貫梢節的目的,使黨的領導直達“神經末梢”。同時,社區黨組織、小區黨支部積極發揮領導作用,在有物業服務的小區,組織業主推選產生業委會,在沒有物業服務的小區,組建自管會,建立了小區居民自治組織。居民小區以黨組織為領導、以居民自治組織為主體的組織體系的健全和完善,為小區“微治理”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多元協同治理模式是一種有效的創新型社區治理模式。多方參與社區治理可以為社區提供更多的服務和資源,順應居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實踐證明,創新基層“微治理”,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要堅持重心下移,以組織體系建設為重點,構建黨組織統一領導、各類組織積極協同、羣眾廣泛參與,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

(三)創新基層“微治理”,要以居民自治為重點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羣眾自治機制,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體系和工作體系,增強城鄉社區羣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實效”。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認真落實以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制度、居民自治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基層羣眾自治制度,保障基層羣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實現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城市居民小區,由於其數量多、分佈廣、情況多樣,街道、社區兩級限於人力、財力、精力往往管不過來。特別是無物業管理、無主管單位、無人防物防技防的“三無”小區,由於單個小區體量小、居户少,物業服務無利可圖,物業公司往往不願進入,更增加了管理難度。從我市的實踐來看,在小區黨支部的領導下,小區業委會、自管會成立後,對小區居民的日常事、鄰里事、身邊事做到快速反應,讓居民足不出院就能解決問題、化解矛盾,極大地激發了小區居民參與治理的熱情。比如,溮河區湖東街道嘗試推行小區“紅黑榜”,將居民在小區自治中好的和差的方面進行公示,強化了居民的自律意識;儀表廠家屬院改造,多次召開業主會,居民主動參與議事,積極出謀劃策;武警家屬院改造施工正值炎炎夏日,居民紛紛在家熬製綠豆湯送到工人手中,還自發清理樓道衞生;等等。在小區黨支部的領導下,小區業委會、自管會等居民自治組織,通過召開居民議事會議等形式,從本小區的日常管理和維護入手,重點解決物業費收取、車輛停放、衞生保潔、門衞安防等問題,制定小區自治管理辦法,做到小區自管自治有章可循,小區自治逐步走上了常態化、制度化、規範化之路。

(四)創新基層“微治理”,要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導向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深刻闡述了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共建”反映主體維度,通過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多元組織協調,回答了基層治理“依靠誰”的問題。“共治”反映機制維度,指通過民主協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撐,探索“硬治理”與“軟治理”結合、“元治理”與“協治理”互動、“智治理”與“善治理”兼具、“精治理”與“微治理”相融,回答了基層治理“怎麼辦”的問題。要進一步發揮協商民主的作用,就需要傾聽民意、體察民情、汲取民智,做到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通過多方參與尋求共建價值,藉助協商討論彙集共治建議,在共識基礎上彰顯共享理念,提升基層治理效能。“共享”反映價值維度,指通過基層治理實現羣眾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人人幸福安康的目標,回答了基層治理“為了誰”的問題。社區自治與自治性的社會權利會受到權力和法律的限制、削減乃至暫時中止,這就要求在道德自律的基礎上制定適當的規則來控制自由裁量權力的擴張和濫用。我市通過讓街道黨工委牽頭,整合駐區單位、包保單位、社區黨組織等黨建資源,打造區域化黨建平台,構築“一核多元”的合作治理網絡,形成了黨組織統一領導,黨員羣眾積極配合,社區居委會和其他社區組織協調聯動、互促共進的小區治理格局,為我們在實踐中堅持共建共治共享,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基層治理共同體,提供了有益借鑑。

(五)創新基層“微治理”,要以數字賦能為助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台”。我國“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推進智慧社區建設”“提供線上線下融合的社區生活服務、社區治理及公共服務、智能小區等服務”。在數字化時代,利用數字化手段創新基層“微治理”,提升社區治理效能,方便羣眾生活,是大勢所趨。同時,數字技術是把雙刃劍,技術至上思維無形中增加了社區工作者與居民的溝通成本,破局需要強化以人為本的理念,構建平等互信的數字技術生態圈。我市探索將數字場景嵌入社區生活,通過數字化手段讓治理與服務更智慧、更精細,這啟示我們:要強化小區數字治理的系統設計,積極打造包括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在內的多元治理體系,引導專業機構、行業協會、志願團體、慈善機構、基金會、社團等組織參與小區治理,提供差異化的公共服務。要通過“線上社區”等形式,激發居民參與小區治理的積極性,不斷豐富與拓寬居民的參與形式和渠道。推動數字技術應用場景開發,鼓勵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企業深度參與小區數字治理產品的開發、應用,建成一批疫情防控、智慧鄰里、智慧養老等項目,發揮示範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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